苏轼词艺术的创新

你想创新，还是怎么的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他的诗、文、词都有高深的造诣，尤其是他创作的词更是开一代新风，雄视百代，影响深远。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明确道出了苏轼词的艺术创造性及在词史上的伟大意义。
词产生于花间樽前，兴起于歌筵舞席，是娱宾遣兴的工具。晚唐温庭筠和花间词人一开始就奠定了词抒艳情的基调。虽然五代冯延己、李煜及北宋晏殊、欧阳修对花间词作了小小的反拨，但是直到苏轼词的出现才打破了有史以来“诗庄词媚”的旧框架，突破了狭隘的应歌之作，使词取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成为士大夫们抒发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

苏轼以其挥洒自如、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摆脱传统词的束缚，大胆革新词体，词史上称之为“以诗为词”(1)。苏轼的“以诗为词”使词在题材内容上冲破“艳科”藩篱，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2)。在手法风格上，和诗一样直抒胸臆，随物赋形，将高远清雄的意境和刚健奔放的风格相结合；在形体声律上，不以应歌合乐为目的，而是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满心而发，恣意抒写。本文着重谈苏轼词在题材、风格、声律三方面的成就和创新。

一

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限制很多，自然无法表露词人的真情实感。至苏轼，为词注入了自我形象，凡可以入诗的都可以入词，且“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3)，表达了自由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他的词多为感事之作，“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放笔快意，挥洒自如，使词的题材范围不再拘泥于晚唐以来描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的绮靡的格套，而是“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一不鼓舞于笔端。”（叶燮《原诗》卷一）

苏轼词内容丰富，题材开阔，姿态万千。其中有抒写政治抱负的词，如《阳关曲》(受降城下),有缅怀英雄战功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抒发人生感慨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吟唱深厚友情的词,如《满庭芳》(三十三年),有寄寓政治失意的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有表现名花芳独幽的词,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有清新淡远的农村词,如《浣溪沙》五首,有咏物词《水龙吟》(似花还似飞花),有写景词《行香子》(一叶轻舟),另外还有许多谈禅说理、酬赠留别、伤春感时的词作。比起前人词，苏轼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苏轼从小即有远大的志向，因此在引入新的题材，描写新的主题时突出表现了抒发爱国激情，向往英雄事业，反映人民疾苦的主题。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这些都为南宋辛弃疾、张孝祥等人的爱国词奠定了基础。同时，苏轼也是第一个把农村题材引进词中并真实反映农业生产、同情农民疾苦的词人。这与他多次遭贬谪，久作地方官是密不可分的。在外任职期间，苏轼深入农村生活，亲身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写出的农村词清新淳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洋溢着真挚的思想感情。由于仕途坎坷，苏词中借物言志，吊古怀今，表露复杂的心情，带有政治色彩的词作也是随处可见，如《卜算子》中以孤鸿自喻，表达了不愿与世沉浮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暴露了北宋王朝的腐败。这些都是苏轼词在题材上的开拓创新。

虽然苏东坡大胆革新词风，但由于生活的时代及前人词风都对他或多或少有影响,再加上苏轼也是很客观的，他对前人词采取了批判继承的观点。他认为：“虽可喜，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他虽然反对艳科媚词充斥文坛，他却能以达观的态度看到这些“可鄙”之作中的“可言之处”。如他虽然不满柳词中的淫靡之作，对秦观学柳七变作词而语含讥讽之意，但对柳词中意象高远的特色有独到的赏识。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由此可见，苏东坡改革词风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婉约艳科词，而是不愿让取悦于人的虚情假意淹没了词人的朴质情感，苏轼追求的是脱口而出，自然天成，追求艺术的真实性，使“所见者真，所知者深”(4)。这样，苏轼词在其词作的题材内容上就无所局限，情之所至，笔至所到，从根本上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旧传统，大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并提高刷新了词的意境。

二

“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如是说,足见苏轼的词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受，可以说苏轼是以豪放词派的开山祖师著称的。蒋兆兰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以清切婉丽为宗，还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苏东坡之所以在词史上有此等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开一代豪放词风，创立豪放词派，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豪放派作品。正如姚斯所云：“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感受。它唤起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姚斯将作品的理解过程当作读者期待视域对象征的过程。因而这里“豪放”主要指放笔快意、挥洒自如、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但豪放并非无所限制的恣意挥洒，而是有一个绝对的界限。苏轼对“豪放”作过精辟的诠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豪放是与“法度”并举，是要打破“法度”陈规，即创新。豪放不能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只有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创作的自由。

苏轼心胸开阔，雄放不羁的性格使他形成了“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滔滔汩汩”的创作个性。他最早的豪放词是在自杭州赴密州途中所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勃勃英气透纸背，洋溢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后又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倾城出猎的壮观，“西北望，射天狼”的奋励之志都体现了苏轼雄才自放的个性。自此苏轼便自成一家之词，遂开豪放一派。后来在贬谪黄州时又作下了传世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赤壁宏伟壮丽景色的描绘和对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济世报国的豪情，全词想象丰富，气魄宏伟，境界宏大，一扫香软柔媚的艳态，是一首典型的豪放词。他的豪放词还有如《阳关曲》“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鹊桥仙》）等等无一不具有开合动荡、气势磅礴之力量。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他却能泰然处之，这与苏轼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乞求“无待于外，自我完成”(5)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他的词在雄迈豪放之中，往往呈现着高旷超渺的气韵。“于豪放中见旷达”是苏轼豪放词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不同于辛弃疾等豪放词人的主要特色。苏辛虽并称，但二人词风并不尽相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可见苏词超渺而辛词沉郁，辛词多发愤慨之气，苏词则展现旷逸浩渺之襟怀，辛词之豪放是一种英雄豪杰的气势，而苏轼则把他的题材取向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并从现实中撷取创作题材，所以苏轼词多是感事之作，且表达一种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最有代表性的超旷之作。虽然他向往琼楼玉宇，又恐高处不胜寒，虽怀念子由而不能团圆，但他并不陷于忧郁伤感，而是入而能出，寓意于物而能超然于物外，表达了要坦然面对逆境的决心，并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无怪乎李佳赞叹：“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漂渺于笔端”（《左庵词话》）。再如他的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负罪放逐之境，又是在一个触虑成端的黄昏之时，面对斜阳暮雨，任何人都不免感时伤世，凄然泪下，然而此词却丝毫不见羁旅漂泊、宦途失意的抑郁悲苦，却是“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从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

苏轼的词题材开阔，词境扩大，词风多样化。既有逸怀浩气、开阔飞扬的一面，又有韶秀明丽、清新简淡的一面。于婉约中见沉郁，于豪放中见旷达，正如胡寅《酒边词序》中所言：“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气，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三

苏轼的革新还表现在词的形体声律上，把依赖于音乐传统的歌辞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促成词体的解放，在《祭张于野文》中云：“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他认为诗词自是一家，并非附属于音乐的“曲子词。”

词兴起于唐代，主要来源于乐府和民间文学，但它与唐代繁荣的音乐是密不可分的，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乐府诗,因此当时词又叫做“曲子”或“曲子词”。每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同时为了适应乐曲的节拍，词的句子多数是长短不齐的，韵味也参差不齐。词中所有字除分平仄外，还分四声。由于词多受声律乐曲的种种约束，因此作词又被称为“倚声填词”或“按谱填词”。这种“倚声填词”严重束缚了词人的思想感情的抒发，不能无拘无束地表达词人的真性情、真感受。而苏东坡追求满心而发，肆口而出，自由地表达内心感情。由于他的词作上题材的扩大，意境的刷新，风格的多样化，使词同固有的音乐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去迁就形式而是遵循内容形式的创作规律，采用“以诗为词”的方法，使词的内容及作者的思想感情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虽然精通音律而其词多违反音律，形成一种主文不主声的创作意识。他认为，应以词意为主，音乐为辅。音乐是充分表达词意而服务的工具，词意决不能成为音乐的附庸。因此，苏轼任何的创作上不是以应歌合乐为目的，而是把词作为一种与诗一样的独立抒情艺术，不愿思想感情的表达因迁就乐律而受到损害，不愿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受到拘束。苏轼正是倾荡磊落之才驰骋词笔，恣意抒写，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冲破音乐声律的束缚，开了一代新风气。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一首打破常规词格的佳作，他为了充分表达内在的“浩然正气”，有意打破词格“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既往成规，从而一气呵成的抒发了他急欲报效疆场的宏伟夙愿。再如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这些都说明苏东坡不仅在理论上主张词乐分离，并能将其付诸于实践，更体现了他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胆识。

李清照《词论》中说：“苏子瞻学际天下，作为小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协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苏轼词不协音律之说，出自宋人纯是误会，苏轼于词乐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当时仍保留旧时歌法的流行词调和配合演奏的琴曲等，苏轼是守律极严的，而且其词也曾付之歌喉，被之管弦，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就为时人传唱。苏词中有不顾及合乐的情况，但苏轼已经熟于音律而不为其束缚的表现，与不懂音律意思不一样。

词有不序，由苏轼开其端，词由于与音乐密切配合，所以最初时，词仅有调名，而词调又与内容相吻合，如写豪情壮志一般选用《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等调，若写缠绵情感则用《木兰花慢》、《满庭芳》等和谐委婉的调，但随着词的发展，内容渐渐与调名不符，又出现了词的题目，由于苏词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内容多样化，因此又需要词前小序来阐明内容，补充诠释词意。如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儿时有》词前小序交代了时间、地点及作词原因，使读者更加明了，更能体会作者的深情。苏轼的这一创新也被后人继承和发展，如南宋姜夔的词序就极为有名。

苏东坡在词声律形式上的革新，使词摆脱音乐束缚，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艺术，促成了宋词繁荣发达，多姿多彩的局面，为宋词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

苏轼作词一方面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婉约缠绵的词风，一方面又突越前人局限，开创了雄迈豪放的风格；一面袭用旧的题材赋予新的思想，一面又开拓题材范围，挖掘新的主题，苏词正是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天风海雨般的豪放气势使词坛面目一新，确有“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在东坡豪放词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豪放词及词人。如与苏轼并称的南宋豪放词人辛弃疾，他的词作除著名的爱国词之外，还有受苏轼词影响启发的农村词、怀古词等等,都写得狂放、豪迈，有一英雄豪气。苏轼词的追随者还有如晁无咎、陆游、文天祥、张孝祥等。金人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云：“坡公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研者，皆自坡发之。”由此可知，苏词的影响是不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