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仅次于赵匡胤的第二好皇帝是宋太宗还是宋仁宗？

宋仁宗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识兵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 　　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宋仁宗於公元一〇二二年继位，一〇六三年去世，在位四十一年。其中刘太后临朝听政十一年，自己亲政三十年。他求治心切，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 　　对於皇帝，我们也不能只凭成败论英雄。这位仁宗皇帝确实是有不少事情没有做成，但是他一辈子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这也很不容易。他还没有亲政，就发现了范仲淹是个人才，总想加以重用。「庆历变法」失败，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西北边疆战事不利之时，在南方获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奋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挤而去职之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还能说他没有作为吗？ 　　其实，作为一个皇帝，不需要他自己去做什么具体的事，只要他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长期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执法公平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让老百姓能过和平安定的日子，这就很不错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善良的，又是勤劳的，他只要有口饭吃，不饿肚子，又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他生产，让他创造，不需要任何人督促，他就会埋头生产，耐心创造。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中国的几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於仁宗时代。 　　公元一○四一至一○四八年的仁宗庆历年间，淮南路蕲州蕲水县（今湖北英山县）的布衣毕升发明了「陶活字印刷术」，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无官无职的老百姓。正因为当时文化事业发达，有大量印书的需要，才促成了这样一件重大发明。不久，山东农民王祯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无锡布衣华燧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术」。以后，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越南，十五世纪传入欧洲，德国第一次用活字印刷《圣经》是公元一四五六年，比毕升时代晚了四百年。 　　火药用为武器，首先记载於《武经总要》一书，这是由仁宗时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的。从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南宋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就曾经使用过霹雳炮。 　　仁宗时代的进士沈括是个博学多才的大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医学、音乐无不精通，而最重要的发明，则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针。公元一一一九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谈》一书中写到，当时广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阴雨，就用指南针指示方向，这是个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东。他把指南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国人到了十七世纪才发现这种现象，比沈括时代迟了四百多年。 　　过去我们读历史，总难免会有一点势利眼光，认为要做出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才能算是大英雄，没有把零零碎碎的事情放在眼里。现在把宋仁宗一生一世所作所为认真梳理一下，觉得他所做的事还真不少。而且，那么多的旷世奇才都涌现在他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也都出现在他那个时代，这难道不是他的功劳，这难道不是他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中间，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在这方面和他相比。请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刮目相看，对他这个历史人物再作一次新的评价？

肯定是宋仁宗。
宋仁宗是能招贤纳士的人，他在位时的名臣之多让人佩服，如包拯、范仲淹、王安石。仁宗时期国家富庶，社会安定，文艺繁荣。这样的皇帝少之又少。

宋仁宗

宋太宗。谥号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葬永熙陵。是宋朝的第二个皇帝。

宋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