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11年高考天津卷的文言文《日知录》翻译

《会试录》《乡试录》都是主考官在书前作序，副主考官在书后作序。只要是书也都是这样。比如国家刚建立时，府州县志写成后，一定是推举这个地方有学识的人中年长受尊崇并且有文采的来写序。如果没有的话就由这个府州县的官员来写。所请的人必须是适合的人。那个人也一定要考虑（或审视）自己没有可以推让的人然后再作序。写序的官员，他的文采必须很好，他对于这本书也必须有贡献，这样才不会被这个地方的人责备。这个地方的有学识的人，如果他的文采很好，对于书也有贡献，那么官员是不敢作序的。如果有独到的想法，则作者可以自己作序不推让给地方和官员。这样才叫专业。所以，序只有一篇。有的另有阐明的，则叫做后序。也有只记录成书时间而没有序的。现在却有两篇序，有的甚至不止三、四篇序。有两篇序是不符合体例。不是适合作序的人作序是不专业的。世上的君子不好学却好多说话啊。
如果对书的内容有所发现和明示，可以作序。如果没有什么发现和明示，只记录成书的时间就好。人的毛病在喜欢给人作序。
唐朝杜牧《答庄充书》中说：“自古以来给书作序的，都是后世的宗师。现在我和您共同生活在当今时代，想为您还没写完的文章作序，这实在是不可以啊。”读了这段话，现在那些喜欢给人作序的人就别再这样做了。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说：“序要叙述作序的意图，大概是开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业，每编辑一册就作序，很是文雅。左思写成《三都赋》后，自以为名声不是很大，求皇甫谧为自己作序。所以作文的人多托付别人作序用来传名，都急切地追求名声，而惟恐人们不知道我。至于后来文章流传的时间长了，留存的刻本也许模糊不清没法看了，缮写后重新刻印，于是人们再写一篇序，这时则应该记叙重新刻印的原因。而现在所记述的，不是追述议论过去的贤者，胡作优劣的论断，就是过分地称赞为好事，过多的用一些宣扬的辞藻，这些都是我所认为不可取的。”读了这些话，如今喜欢给古人文集作序的人也别再这样做了。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没做过天津卷，你看看哪则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首先为文章作序，副考官其后作序，这是职责所规定的。写书也是这个原则，州府县志做成书，一定推举乡里面有学问的长者，为书志写序，而不会请州府的官员写序。被邀请写序的一定是实至名归的人，这个被邀请者，也一定会自己考究一下，真的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了，才去写。官员写序的，如果他的文笔优秀，序文对这本书也有增辉和推广的作用，那么就不谦让着让乡里面文人写了。乡里的读书人，如果他的文笔优秀，序文对这本书也有增辉和推广的作用，那么官员也不敢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