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赤水原计划北渡长江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也为摆脱从四面包围而来的敌军,于1935年1月20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27日,红军向土城镇前进时,毛泽东提议利用有利地形歼灭追敌川军一个师,但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激战数小时未能解决敌人。看到战斗形成僵局,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领导人研究认为,应迅速撤出战斗保存实力,遂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想从那里寻机渡江。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推翻其统治,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其战斗力也超出预想。
二渡赤水主动消灭敌人
鉴于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提议再渡赤水回师遵义。他认为,要利用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铜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
此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周浑元部后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但在茅台附近的鲁班场进攻周浑元部未能得手,毛泽东和军委便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再次向西渡过赤水河,以便把敌军调向西面再图南进。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为调动敌军,红军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未遇拦阻便迅速进至金沙江边,以几条小船从容渡江,就此把国民党军甩在后面。
情报工作帮了大忙
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外,还得益于红军的情报工作。
长征期间,红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总体上占据上风,特别是能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当时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对于红军的动向,蒋介石主要靠飞机侦察,很容易判断失误。这种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使毛泽东在指挥上游刃有余,能够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决策。
用兵之奇在于敌变我变灵活机动
四渡赤水之战,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由周恩来、王稼祥等协助)下进行的,中央红军在敌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自如,虽未能实现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取得了遵义大捷,并最终摆脱了追敌。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军与敌周旋时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部队相当疲劳,但敌人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更是疲惫不堪。此种用兵之法,也正是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战略战术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善于总结经验,及时修正认识。在战争历史上,“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战争指挥者的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用兵如神”只能是文艺作品中的描绘。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能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军事上的失误,目的是引以为戒,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也是通过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使自己的指挥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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