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人是唯美的人

怎样做一个唯美主义者？这个问题首先意味着为唯美主义找到一个可靠的辩护。苏珊·桑塔格著名的文章《反对阐释》、《论风格》等，就是要提供这种辩护。这些文章现在已经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文艺观的经典文本，对此，桑塔格本人颇不以为然，因为她对后现代主义极为反感，她实在想不通唯美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个人非常同情她的感受，我也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必然联系，但同时，我也不认为它们是必然无联系的。唯美主义并不是某家某派的学说，它是一个非常悠久、非常深厚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它的主要论争对手，就是“摹仿说”和“表现说”这两种强调“他律”的文学观。我们当然知道，后两者并不就是摒弃艺术自律性观念的，正如前者并不就是鼓吹空洞的形式游戏一样，只不过它们确实是不同的理论范式。这几种范式都竭力将已有的各种重要的理论话语纳入自身。桑塔格是唯美主义的理论家，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要创造出某种唯美主义理论，事实上，桑塔格并不擅长理论原创，但她能够非常自如地调动各种理论资源，为唯美主义服务。这些理论资源包括康德对审美判断力的言说、尼采对表象与本质的二元结构的颠覆、审美的快乐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本雅明式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美学等等，当然，还少不了王尔德、佩特等人“正宗”的唯美主义言论。桑塔格自己都奇怪，在《反对阐释》中她只不过是把“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特迦（《艺术的非人化》时期的奥特迦）以及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所接受过来的那种唯美派观点引申到一些新的材料上而已”，怎么竟会被人们认为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主张呢？确实，桑塔格并没有创造唯美主义，而只是重申了唯美主义。但由于六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这种重申很自然地就带上了革命色彩：古老的唯美主义传统与一种颠覆性的“新感受力”结成了同盟。这就带来了一种时间性的两难处境：如果强调六十年代，唯美主义的传统性就有可能被遮蔽；而如果过多地强调传统，又难以解释“反对阐释”所曾获得的历史价值。在《三十年后……》这篇回忆性文章中，桑塔格不得不同时强调“新”与“旧”两方面的东西。这种两难状况注定要延伸到所谓“后现代”问题。不管桑塔格本人对后现代主义如何反感，她也难以阻止唯美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合流。这种合流——仅从唯美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因为前者可以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唯美主义已有的理论资源已经相当丰富了），不如说是唯美主义需要借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意味。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探索永恒真理的学说，它最核心的气质，就是强烈地要求摆脱“现代主义”（以“现代性”概念为核心的），以此来赢得当下性和未来性。后现代主义的权威来自于人们对历史意识不知餍足的寻求，唯美主义的深厚传统也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这种历史意识。当然，这种屈从是要付出代价的，三十年后，桑塔格不无怅惘地看到，当年她写的那些文章中所表达的对趣味的种种评判已经流行开来，但据以作出这些评判的价值却并没有流行开来。

现实点来说，唯美的人就在大难来临时还会整理衣着，注重个人形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