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指欧阳修)自谓也”
“太守(指欧阳修)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醉翁”是欧阳修自己给自己的号称,因为他“饮少辄醉”,说明他容易醉,突出一个“醉”字。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年又最高”,欧阳修年纪最大,所以得到一个“翁”字。
而欧阳修醉的目的,又似乎是醉在迷人的山水之中。
因此,“醉翁”就这样成为欧阳修的号称了。
欧阳修(1007~1072)
中国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太守 。在滁州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一生写了 500 余篇散文 ,各体兼备 , 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
《 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是他的传世佳作。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地僻事简,又值年岁丰稔,作者为政以宽,遂放情山水之间,本文为次年所作。文中描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景色,以及作者和滁人的游乐,表现出他“乐民之乐”的胸怀,充满了士大夫悠闲自适的情调,并从侧面显示了作者自己治理滁州的政绩.时年40岁。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七里。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用荻秆画地教他识字读书。后来他考取进土,在朝廷作官,位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官位和范仲淹一样。他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范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的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
<醉翁亭记>有这样一段话: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指欧阳修)自谓也”
“太守(指欧阳修)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醉翁”是欧阳修自己给自己的号称,因为他“饮少辄醉”,说明他容易醉,突出一个“醉”字。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年又最高”,欧阳修年纪最大,所以得到一个“翁”字。
而欧阳修醉的目的,又似乎是醉在迷人的山水之中。
因此,“醉翁”就这样成为欧阳修的号称了。《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被录为第二名,是因为欧阳修认为那是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如果把学生录为第一,恐朝野非议,于是录为第二名。此说不合情理,未必当真。如果考官不作弊,并不能确认考卷属谁。这是文人“为尊者讳”的老毛病,替名人——“六一居士”文过饰非。倒是上面的故事符合情理,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学生委屈,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是,因为上面的对话使老师无地自容,当然也就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而且这负面效应,很快就立竿见影。
皇帝想起用苏轼,给他的官也不小——政治局第一秘书,不但列席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负责起草政治局重大决策文件。但是,时任政府行政长官的韩琦不同意。韩琦说:“苏轼这个人啊,是个奇才,志存高远,前途无可限量。但是现在就提拔他坐这样高的位置,恐怕大家不服气,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大好。”皇帝想,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低一点的位置,当个机要秘书,给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吧。韩琦仍然不同意,说:“那也有问题,机要秘书与第一秘书,属于同一类,只是级别和分工不同,都能够参与政治局的活动,还是提拔太快。应该让他在下面多多锻炼。如是者三,皇帝只好妥协,让苏轼远离最高权利中心,到直史馆做个“清官”——清闲之官。
这就是苏轼自找的,谁让你有那么高的才干?有就不行。你苏轼能唱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壮志,又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山林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抱负。皇帝喜欢,可同僚们不喜欢。不但不喜欢,而且还讨厌。所谓“是龙你得趴着,是虎你得卧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非得让你那个书生意气,见识见识什么叫攻于心计。于是,苏轼第一次在官场上亮相,就败在了老谋深算的韩琦手里。
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把韩琦打入坏人的堆里。看《宋史•韩琦传》上的记录,韩琦还是一个不坏的宰相。出身世家,“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而且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只是久居相位,无甚作为,也不希望别人有所作为罢了。韩琦当年也是以第二名考取进士,算是文人当官,自然就有文人的通病——相轻。整治苏轼,只是文人相轻的惯性手段。这种手段,在苏轼也是有的。苏轼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诗“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苏轼的书生意气能成事吗?不能!毛泽东对此有更精到的解释,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所以说,苏轼晦气缠身,不如意事常八九,一生都在官场搏杀——宋朝的“朋党之争”中坎坷度过。但是,苏东坡的晦气,似乎不能说是皇帝故意强加给他的,因为几任皇帝对他的印象都一直不错。《宋史•苏轼传》对此有记录:“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皇帝这样抬爱他,还能主动出击,整治他这样一介书生吗?当然不会。可是,皇帝不想整治他,不等于同僚们不想整治他。于是,才华横溢,又常常锋芒毕露的苏轼,就要在同僚手上栽跟头,倒大霉。
开始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如果只是“腹议”,大概还不至于惹恼了掌权的“改革派”,但他是公开上书反对变法。最让“改革派”难以接受的是,他公开说皇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是直接指责改革派,想断了“改革派”晋升的来路。以今天看,就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改革开放,攻击“坚持改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然为“改革派”所不容。
于是,“改革派”开始给苏轼罗织罪名——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国家卫队,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甚至说他有诱奸外甥女之嫌。所以,中央不能不派人到苏轼运灵途经之地调查,从船夫、士兵、一般干部嘴里搜集资料。可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苏轼给自己的小舅子写信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苏轼以为雨过天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皇上却由此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疑问。尽管有司马光出面解释,但还是没有打消皇帝的疑问。这时苏轼才知道,官场上不见血的搏杀,比战场上见血的撕杀还厉害。你看不见,说不清,也找不到对手的来去路。这就叫“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但是,心里不设防的苏轼,也有自己的套路。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一看在中央机关的日子不好混,干脆主动要求下放锻炼。于是,就坡下驴的皇帝和“改革派”,也就借此把他下放到杭州。对宋朝官吏来说,下放锻炼,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奖赏。
大家不必误会,以为下放,当时叫做“贬谪”,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情。其实不然,那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安逸修养。而且自己还由此换取一个好名声——为民请命,直言抗争。宋朝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言境宽松,所以,因“朋党之争”而上书言事,得到下放处理的干部,早已成为朝政的寻常风景。许多人,也乐得借此到外地转一转。这是日后的做官资本。前面提到的“元佑党人碑”,虽然是所谓的“黑名单”,但当对手一派失利后,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以自己或父兄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引为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