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中的杨业是一个怎样的人

杨家将――杨业及其子孙，生活在风起云涌、战火纷飞的年代。

时代造就了英雄。杨家将之所以被人们千古传颂，是由于杨家祖孙三代，为抗击契丹贵族对中原人民的掠夺与战争，顽强不屈，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希望杨家将的抗敌精神永世流芳，因而在传说、故事、小说与戏曲中，塑造出杨家将的英雄群象。

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文艺作品中的杨家将，用历史真实来加以考证、以区别其真假。因为文艺作品，包括传记体小说，是允许文艺家渲染、夸张、甚至虚构的。然而，作为历史科学，却不应该将杨家将的真实历史与艺术典型混为一谈。

历代的学者们，一方面力图研究杨家将的真实历史，另一方面却往往将历史与文艺相混淆。当代一些杨家将的研究者，由于受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因而在一些著述中，出现了一些混乱。

本文不是对杨家将的全面论述，而是仅在几个方面，澄清与评论有关杨家将的几个历史问题，以期引起讨论。

一、杨业不是山西人

杨业究竟是那里人，向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并州太原人；一说是陕西麟州（今神木）人。

持太原说的，有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①元代脱脱等的《宋史》，②以及清代康基写的《晋乘搜略》，③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以及一些通志、县志；④现代一些书刊文献中，也说杨业是山西太原人。

其实，杨业出生于陕西麟州，他的幼少年时代，是在麟州生活的。因此，杨业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陕西麟州人。

为了说明杨业是麟州人，必须首先弄清楚杨业的父亲杨信，是在什么地方生活的。

《宋史·杨业传》一方面说“杨业，并州太原人，”另一方面接着又说“父信，为汉麟州刺史。”《东都事略》、《晋乘搜略》等同《宋史》，也是说“父信事刘氏，为汉麟州刺史。” “业并州太原人，父信为麟州刺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明确指出“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⑤

由上可见，杨业的父亲杨信，长期居住在麟州，是麟州的“土豪”与刺史。既然杨信生活在麟州，那么，他的大儿子杨业（又叫杨继业，北汉赐名为刘继业），应该出生于麟州。《宋史》等书既承认杨信是麟州人，又硬说杨业是太原人，是自相矛盾的，没有任何理由的。

杨业是麟州人，在宋代曾巩的《隆平集》里，说得很清楚：“杨邺，或曰继邺，麟州人。”⑥

比《隆平集》更可靠的，是北宋文坛首领欧阳修为杨琪写的墓志铭。在这墓志铭中，欧阳修说杨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信（即杨信），为州刺史，祖讳重勋（既杨业之弟），又为防御使，……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役，赠太师中书令。”⑦在这里，十分明确地说明杨家“世以武力雄其一方”，是麟州人。欧阳修作文写史，十分严谨，更何况是作墓志铭，更要慎重，根本不可能将杨信等人的籍贯搞错。

以上史料，足以证明杨业根本不是山西人，而是陕西麟州人。所以《辞海·历史分册》“杨业”条中，肯定杨业是“麟州（今陕西神木）人”，是准确的。

为什么《宋史》等史籍，以及一些方志小说、戏曲，都说杨业是太原人呢？是不是杨业的父母在太原住过，在太原生的杨业呢？不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杨信到过太原。是不是杨业在麟州生下之后，即被人带到太原，在太原长大的呢？也不是。同样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杨业被误为太原人的原因，在于杨业“弱冠事刘崇”⑧。也就是说，杨业在二十岁左右，就跟着刘崇做事。刘崇在麟州的时间不长，就到太原，杨业也跟着刘崇到太原。此后，杨业就长期在太原，并在北汉政权下，当了几十年的武官，直到北汉被宋太宗所灭亡，杨业投降了北宋为止。由于杨业的青壮年时期，是在太原度过的，所以文史家们大都误认为杨业是太原人。这样以讹传讹，直到当代。

有人根据宋太宗在杨业死后，说过杨业是“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⑨这两句话，来证明杨业是山西人。也有人以并州、太原古代泛指山西，来证明杨业是山西人。宋太宗的这两句话，是对杨业泛泛的赞词，这位皇帝对于杨业的身世，特别是出生地，是不大可能清楚的。杨业是北汉降将，在宋仅有八年，又不是宋太宗的近臣。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真地当作“圣旨”，那么，第二句“本山西之茂族”证明杨业祖籍“本”是山西，第一句，“挺陇上之雄才”，则正可证明杨业是“陇上”即陕西人。至于并州、太原古代泛指山西，并不是以证明杨业生于山西。对于人的籍贯，一般总要指出其具体地点。仅泛指山西，怎么能作为籍贯的依据呢？

有人根据元曲《谢金吾》杂剧中，杨六郎说的“祖贯河东人士”，来旁证杨业是山西人。这种论证，且不谈戏曲作为艺术，并无多少史料价值，更何况杨六郎是杨业的儿子，他说自己“祖贯河东”，可以理解为他父亲在河东生活。

有人还根据乾隆《保德州志》，证明杨业是山西保德人。⑩实际上，该志在说明“杨业太原人，旧志谓即本州人”之后，提出了怀疑，指出这可能是由于“业本或太原人，后迁居于此，故于此地结姻未可知也。”根本没有肯定杨业是保德人。地方志不失为研究历史的资料。但是，许多地方志，特别是对其中的历史人物部分，作者并没有作详细考证研究，有的不过是分类、综合之抄录。把方志作为资料，是要经过我们考辨才能正确引用的。如果一定要引用方志，那么，更多的方志上说杨业是太原县人，而不是保德人。嘉靖《太原县志》上就说“杨业，太原人”，光绪《山西通志》也说“杨业，太原人”。然而，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这些不过是因袭《宋史》等史书之言罢了。

二、杨业前半生功小过大

杨业“弱冠事刘崇”。刘崇在公元九四二年，是刘知远手下的麟州刺史。杨业大约就在此时，在刘崇部下做事。不久，刘崇到太原，杨业也跟着到了太原。

公元九五一年，刘崇称帝自立，史称北汉。杨业便成为北汉的将领。北汉存在了三十二年，杨业为北汉卖命三十二年。由于杨业的卖命，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一直升到节度使，并且被赐姓刘，改姓名为刘继业。公元九七九年，宋太宗灭北汉，杨业才降北宋皇朝。

这就是杨业的前半生的简历。

为了正确评价杨业前半生的功过问题，必须略述北汉政权在当时情况。

刘崇在太原建国之后，实际上只能控制山西的晋中等地。这个小小的独立政权，对外投降契丹贵族，对内尽量压迫剥削农民。因此，山西各地被搞得“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11这样，北汉政权的腐朽性与反动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北汉外降契丹，却与后周及后来的北宋政权相对抗。后周政权对内实行了政治经济的改革，对外则抗契丹贵族的侵扰，曾力图收复中原河山。北汉曾多次联合契丹贵族，对后周进攻。例如公元九五一年，北汉初建，便联合辽兵五万（契丹于公元九四七年改国号为辽，公元九八三年后又复称契丹），从晋州攻打后周。公元九五四年，北汉联合辽军大战于高平，被后周大败。后周柴荣乘机进兵至太原城下，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遭到失败。公元九五九年，柴荣进攻河北辽军，契丹贵族急忙叫北汉进攻后周的后方。在这些北汉与辽的联合军事行动中，杨业是否参与其事，由于缺乏文字根据，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 杨业此时决不会同辽军对抗的。

北宋政权建立后，曾先后几次进军太原，以便建立统一的政权。北宋的企图统一北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行动。北汉的负隅顽抗，则是不可取的。不幸的是，杨业在此期间，正是北汉抵抗宋军的主要将领之一。

公元九六八年，北宋李继勋率军攻北汉。北汉一面“遣使上表于辽，且请兵为援”，一面又遣刘继业等“领军扼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南）”。12宋军大胜，直抵太原城下，“继业，进珂知众寡不敌，亦领兵奔还晋阳，北汉主怒，罢其兵柄。”13

公元九六九年，宋太祖亲征北汉，三月，宋军围太原城。这时“刘继业复以突骑数万犯东寨，党进挺身逐继业，麾下数人随之，继业走匿壕中，北汉兵出援之，继业缒入城获免。”14杨业差一点送了性命。

接着，杨业等又想突围出太原，选精兵千人突击。由于“刘继业以马伤足，先收所部兵入城矣”15突围失败。但是，由于契丹贵族的声援北汉，太原终于没有被攻下。

公元九七五年，“北汉主命刘继业、马峰攻晋州，武守琦败之洪洞。”次年，“太原娆将刘继业率众冠洪洞县，（田）钦祚击败之，斩首千余，获马数百。”16杨业多次败于宋军。

公元九七九年，宋太宗亲征太原，潘美任总指挥。这一次，北宋阻击了契丹贵族的援军，所以太原城很快被攻破，“北汉刘继元寡不敌众，开城降宋。”这时，“业本为汉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甚众。” “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宋太宗命招降杨业，“业乃北面再拜恸哭，释甲来见”17投降了宋朝。

以上便是杨业抗宋的大概情况。杨业在与北宋的军事对抗中，立场是坚定的，作战是积极的。由于双方军力的悬殊，北汉军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杨业的失败，是不光采的事。即使杨业“杀伤宋师甚众”，暂时胜利了，也是不光采的事。这是因为北汉的抗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缘故。研究杨家将的史学家们，很少注意这个问题，或者仅客观叙述杨业的抗宋而不加评论。我们不能因为杨业后来抗辽的功绩，而否定他先前抗宋的罪责，正如不能由于他曾抗宋，而抹煞杨业的抗辽功绩一样。杨业的抗宋，是无功而有过的。

史书上有两条史料，似乎可以证明杨业并非坚决抗宋，而是早有降宋之心，因而这两条史料，常被人所引用，以便为杨业辩解。一条是刘继元降宋前，杨业曾“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这一条史料，显而易见是不可信的。因为就在刘继元降宋后，杨业还在“据城苦战”。从杨业的行动逻辑上讲，根本不可能劝刘继元降宋。其实，劝刘继元投降的，是另一人马峰。马峰在太原危急之时，“流涕历数兴亡之理。是夜，帝乃遣客省使李勋奉表请降。”18正由于此，其它各史书，都不载这条史料，唯有《宋史》有此记载。另一条史料，是宋太祖兵围太原，辽军也在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辽）救兵骄而无备，原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手？北汉主不从。’”19这一条史料，其可靠性也是大可怀疑的。就当时军事态势而论，宋军兵临城下，北汉难于自顾，契丹援汉，正可救北汉燃眉之急，此其一，其二，契丹兵强马壮，杨业企图“获马数万”以降宋，在军事上实属冒险，不过是空话、大话。退一步讲，既使杨业原意袭取契丹军队，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并不能以此抵销杨业多次抗宋的事实。

杨业在北汉几十年，是不是一点历史功绩也没有呢？杨业抗辽被俘之后，《辽史·耶律斜轸传》中有一条记录：“继业为流失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对这一条史料，有人认为这是杨业三十余年抗辽的证据；有人认为这是杨业晚节不忠的表现，也有人干脆否定这一条史料的价值。20在我看来，耶律斜轸在俘获杨业之后，当然要夸张自己的战绩，因此，角胜三十余年及“但称死罪”之言，都是过分渲染了的。试想。北汉对契丹族从来是称臣、称侄，实际上是辽国保护下的一个小国，北汉又多次求救于契丹，契丹也多次帮助北汉同后周及北宋作战，杨业身为北汉主将之一，怎么反而能与契丹贵族去“角胜三十余年”呢？既使杨业愿去抗辽，北汉主能同意吗？由于北汉与辽边境相连，契丹贵族又以老大自居，盛气凌人，因而边境上小的侵犯与冲突，磨擦与纠纷，倒是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冲突中，杨业可能参与其事。在北汉与契丹的关系史上，并无大的冲突或战争的记录，更没有杨业的具体抗辽的史实。因此，杨业与辽“角胜三十余年”的话，是不可信的。至于凭这条史料而怀疑杨业晚节不忠，也有可商榷之处，另当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