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宋益乔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梁实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宋益乔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梁实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为梁实秋才华冠世,鲁迅为了标榜自己“革命”和“文才”,把实力强劲的梁实秋作为攻击目标,可以牢固树立自己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当然,鲁迅对梁实秋多少有点嫉妒吧。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