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得者的主要贡献如下：

1、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籍教授罗伯特·芒德尔。他通过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佳货币区域”进行分析，发展了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

2、芒德尔没有止步于稳定政策短期效果的研究。货币动力学是他的许多文章的主题。芒德尔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国际收支的情况下，调节经济至非平衡状态。在战后时期，对非平衡状态的研究强调对外贸易中的现金流量，但这些研究基于静态的经济学模型。休谟(David Humes)关于国际价格调节的经典理论(金币流)强调货币因素和库存变量。

3、芒德尔的理论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刻，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例如：我们可以研究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满足构成员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正确的金融政策。   

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籍教授罗伯特·芒德尔。他通过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佳货币区域”进行分析，发展了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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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动力学

芒德尔没有止步于稳定政策短期效果的研究。货币动力学是他的许多文章的主题。芒德尔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国际收支的情况下，调节经济至非平衡状态。在战后时期，对非平衡状态的研究强调对外贸易中的现金流量，但这些研究基于静态的经济学模型。休谟(David Humes)关于国际价格调节的经典理论(金币流)强调货币因素和库存变量。受其启发，芒德尔用动态模型描述长期非平衡状态的产生与消失。

在几篇文章中，芒德尔表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中的顺差和逆差可以逐渐改变货币供给量。例如：在资本流动缓慢的情况下，扩张货币政策可降低利率并提高国内支出。由此导致的国际收支逆差引发资本外流，进而降低国内需求，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均衡状态。随时间推移，价格水平也会变化，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效果将消失。

芒德尔的学生和其他研究者发展了这一被称之为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monetary approach to the balance of payments)的方法，一些重要的文献收集在弗雷克尔(Frenkel)和约翰逊(Johnson)的专著中。在很长时期内，货币分析法是开放经济中稳定政策分桥的基石，在实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们的重视。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支付的不平衡引发汇率的变化，但经济的调节过程受相同力量的影响。芒德尔也为汇率的货币分析法(monetary approach to exchange rates)铺平了道路。几篇这个方向的文章收集在斯堪迪那维亚经济学期刊特辑中。

盛行的稳定政策理论是由1969年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Jan Tinbergen)和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政策由一只手同时协调决定。芒德尔的货币动力学分析着眼于不同的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

芒德尔通过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说明国家财政和利率两大工具是如何分别达到它们各自目标(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的。这意味着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不同的政策稳定工具担负不同的责任。芒德尔的结论简单而明确。为避免经济的动态不稳定，应根据国家财政和利率两大工具在相应市场上的不同效果指派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不同职责，即指派工作应根据有效市场划分原则来进行，在芒德尔的固定汇率模型中，货币政策被指派保持国际收支(外部平衡)的职责，财政政策被指派保持控制总需求(内部平衡)的职责。

与其说芒德尔强调分散管理的基本原理，不如说他强调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关系。但通过分析分散管理的条件，芒德尔给出了一个时隔很久之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预言：中央银行应肩负稳定价格的责任。

最优货币区

如前所述，在6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协议框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支配世界经济；在那时，确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明了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缺点。国家货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文章中，芒德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几个区域放弃它们的货币主权，使用统一货币，对它们更为有力?这个问题使得不同汇率系统难题得以重新表述。

实际上，芒德尔只是注意到了统一货币的优点；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和减少相对价格的不确定性。他用更多的篇幅描述统一货币的缺点。他特别指出：当需求发生改变时，难于维持充分就业，当“不对称冲击”出现时，难于降低个别区域的实际工资。芒德尔强调高度的劳动力流动性在克服这些困难中的重要性。芒德尔认为：最优货币区是若干区域的集合。在这些区域中，当其中某一区域受到“不对称冲击”时，劳动力迁移的趋势足够大，可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实现。

其他研究者，如：麦基农(Ronald McKinnon)和科南(Peter Kenen)发展了芒德尔的方法，提出了其它的判别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例如：资本流动性、区域专业化、共同的税收转移系统。芒德尔提出问题的方式已经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家。

对芒德尔理论的评述

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已成为现实。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芒德尔的文章即使在学术圈中都显得离奇，芒德尔的工作是极有远见的。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一个全球范围的固定汇率制度系统。广泛的资本和外汇管制限制了国际资本流动。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芒德尔的祖国——加拿大——已经开始取消这些限制，加元与美元间的汇率也可以上下浮动。在这以后的10年中，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芒德尔的理论分析变得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到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

芒德尔的动态模型是极有特色的，在分析中常常使用简单的术语或图表。芒德尔的理论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他通过明确区分库存变量与流量变量，清晰描述库存与流量在趋于长期均衡的动态调节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引入了动态方法。芒德尔的工作使凯思斯的短期分析与古典的长期分析得以协调，前者假设价格刚性，后者假设价格弹性。后来的研究工作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的。当今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动态模型，但有更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更多种类的金融资产、更丰富的动态价格与往来帐户。

芒德尔的政策稳定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一样，最初的芒德尔一弗莱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期望作了过于简单的假设，并且假设在短期价格完全刚性。这些局限性已经得到了弥补。例如：多思布施(Rudiger Dornbusch)表明将逐渐的价格调整和理性预期引入到分析中来，不会显著改变芒德尔的结论。

不论是芒德尔的短期分析，还是他的动态模型，都没有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忽视了公司与家庭决策的跨时(intertemporal)因素。在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尤其如此，影响了对预算赤字的正确分析。预算赤字有时是削弱而不是加强汇率，这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预测相反。

芒德尔之后的研究者们注意到了这些不足。奥布斯特菲尔德(Obstfeld)和罗戈夫(Rogoff)提供了更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在研究稳定政策效果时，使用了理性预期概念。在动态分析方面，“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明显地受到芒德尔的影响。新的建模手段并不能真正取代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只是其现代版本而已，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仍然是现代政策分析的主要手段。

最优货币区的判别问题逐渐受到经济政策制定者们的重视。随着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的提高，暂时固定但可调节的汇率制度已经变得日益脆弱，这种制度正在受到怀疑。许多观察家们认为货币联盟和浮动汇率制度(芒德尔的文章中提出的两种情形)是最现实的选择。不用说，芒德尔提出的问题和他的分析很容易与引入共同欧洲货币(Euro)计划联系起来。研究欧洲货币联盟(EMU)优缺点的研究人员明显地以芒德尔的方法作为起点。劳动力流动性与不对称冲击间的关系是研究重点。

芒德尔的理论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刻，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例如：我们可以研究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满足构成员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正确的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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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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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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