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弼为官的3件事

　　古弼原来叫什么名字，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说他“后改名弼”。这个名字还是魏明元帝拓跋嗣给他改的，意思是古弼是个“辅佐之材”。在改这个名字之前，拓跋嗣还曾“赐”过一个名字给他，叫“古笔”，意思是古弼这个人，不但像笔一样有用，而且像笔一样直。古弼的头长得尖，像毛笔头一样，人们于是都亲切地称他为“笔公”，而魏太武帝拓跋焘则昵称他“笔头”。有时发起怒来，便骂他“笔头奴”。总之，古弼这个人，真的像笔一样直而有用。

　　发生在公元444年的三件事，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一年的正月，古弼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古弼读后，觉得意见很好，就马上去见皇帝拓跋焘，要把意见奏给他听（因为春天已来临，不快点处理此事，又将影响一年的耕种）。拓跋焘跟给事中刘树在下围棋，正在兴趣头上，古弼进来，拓跋焘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古弼在旁边坐了很久，也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古弼火了，突然站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床（胡床，即矮凳子），然后扑上去，又是扇他的耳朵，又是打他的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个小子的罪过！”拓跋焘脸都变色了，十分尬尴，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停手不要打了！”古弼这才放过刘树，把事情奏给皇帝听。“帝奇其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北史•古弼传》。《魏书》、《资治通鉴》同。以下所引资料皆同）。

　　事后，古弼也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了，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你有什么罪过啊？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以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你做就是了！即使‘颠沛造次’，你做了，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第二件事是：同年八月，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让古弼留守京城。他给古弼发了一道指示，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打猎，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拓跋焘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节制捉弄我！等我回去，先斩此奴！”古弼手下的官吏，都惶恐不安，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古弼却安慰他们说：“我为人臣，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做到有备无患，而是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忧虑什么呢？”拓跋焘听到这些话，叹服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于是“赐衣一袭（即一副）、马二匹、鹿十头”。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这年的八月份。

　　河西打猎回来不几天，拓跋焘又到京城的北山去打猎了。这次打猎收获甚丰，猎获麋鹿数千头。拓跋焘于是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他征发民车五百辆去运麋鹿。送信的人去了不久，拓跋焘就醒悟到了，这次肯定又要碰钉子。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你们还不如就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说完，就命令大家动身回京城。走了百来里，遇到送信的人回来，车子一辆没有，带来的只有古弼的一封回信。信上说：“现在正是谷黄椒熟时节，麋鹿和野猪不停地到农田里来糟蹋庄稼，鸟雀也不断地来啄食粮食，加上风吹雨打，地里的粮食晚上去收获，就只能收到早上的三分之一，一天损失这么重，民车都正用于运送庄稼，怎么能征用去运麋鹿呢？请缓几天吧！”拓跋焘见信后，说：“果然如我说的，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