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看历史,不应该只看到偶然性的一面,还要看到必然性的一面。士族地主阶级得天下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诸葛亮、魏延的一个行动而改变。
1、
《三国志•魏延传》说,每次出征(每随亮出),魏延总是要向诸葛亮请兵(辄欲请兵万人),让他单独率领一支队伍走不同的路线,两路出击,会师潼关(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就像当年韩信替刘邦打天下那样(如韩信故事),而诸葛亮也总是不答应他(制而不许)。于是魏延便认为诸葛亮胆小怕事(谓亮为怯),因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与诸葛亮存在分歧还有一个实例,那就是所谓“子午谷奇谋”。我们知道,蜀军从汉中进中原,必经秦岭,而跨越秦岭的路线则有三条。一条是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600多里,出口即长安;一条是中间的驻谷通道,全长400多里,出口即武功;还有一条是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近500里,出口即郧国(郡县)。斜谷道中段有一条西北向的支道,叫箕谷。从箕谷出散关,就到了陈仓。建兴6年(公元228年)春,早已抵达汉中的诸葛亮决定发起进攻,开始他的第一次北伐,走哪条路,就成了问题。
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当时诸葛亮是召开了军事会议的,会议地点是在南郑。在会上,魏延第一次提出了兵分两路的主张。具体地说,就是由他自己率领五千精兵,再加搬运粮草的5000人,从褒中出发,沿秦岭而东向子午谷而北。不用10天、就可以到达长安。与此同时,诸葛亮也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郧国、陈仓。魏延说,镇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茂(音茂)。这是一个没有用的公子哥儿(怯而无谋)。听说末将神兵天降,肯定吓得掉头就跑(必乘船逃走)。长安城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官员(惟有御吏、京兆大守耳),钱粮却很充足,末将足可抵挡一阵。等丞相兵到,两军会合,咸阳以西不就搞定了吗(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不听。这就是所谓“子午谷奇谋”。
2、
这是“诸葛亮时代”的一段有名的公案,也是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想不通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纳魏延的建议,出奇兵走子午谷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
子午谷,是历史上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多半在魏延的奇谋是否可行。
一派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可惜。众所周知,对于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略无备预)。等到蜀军出现在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就同时“叛魏应亮”,结果“关中响震”,曹魏集团“朝野恐惧”。这个时候,如果魏延的5000精兵也出现在长安,那将是何等情况?惜乎孔明太过谨慎,以至于坐失良机。这当然很在理。
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不容忽视。他们认为,魏延的方案,未知数太多。 比方说,魏延料定夏侯茂会弃城逃跑,万一不跑呢,或者夏侯茂跑了,其他将领固守呢?何况魏国名将郭淮等人近在咫尺。一旦长安死守,郭淮来援,并无太多粮草的魏延军队岂不就被包了饺子?魏延说诸葛亮的大军从斜谷北上随后就到。那么,赶不到呢?要知道,无论子午,还是斜谷,所经都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险,气候多变,行程算不了那么准的。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何况魏延之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走到长安已是强弩之末,怎么敌得过夏侯茂守株待兔以逸待劳?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显然是对的。
这些说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也都没有说到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是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何况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账,其次才是军事账。诸葛亮在决定是否采纳魏延建议时,也如此。
诸葛亮的北伐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势所必然。这里说的“势”,也有二点。
第一,曹魏非速亡之国。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说,人们都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是胆小怕事(皆以亮不用延计为怯),其实不然。打仗,必须弄清楚对方是什么君什么将(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计”,就因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马懿辈不可轻也”。曹魏,并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第二,益州非进取之地。
众所周知,蜀汉虽以正统自居,实际情况却不过据守一州,偏霸一隅。原因就在于蜀这个地方,避难可以,守成可以,作为“北定中原” 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不可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剑阁之守,夔门之险,再加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既挡住了别人,也关闭了自己。所以, 据有蜀地者,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没问题。冲出门去图天下,难。
换句话说,刘备入蜀,就既是进了保险箱,也是进了死胡同。如此看来,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对于刘备、诸葛亮来说,就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片安身建国的土地,不用再害怕被敌人围追堵截;不幸的是《隆中对》规划的事业也就到了极限和顶峰。正如田余庆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所说:“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当然,小国也要偏霸,入蜀亦应图强。但是,“北定中原,还于旧都”云云,只能是虚张声势、以攻为守,当不得真。事实上,亦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这无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才能,而是条件所限命中注定。或者用温庭筠的话说,是“中原得鹿不由人”。
第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曹魏非速亡之国,此为不得天时;益州非进取之地,此为不得地利。蜀汉方面能有的优势,也就只剩下“人和”。可惜,就连这个优势,也要打折扣。
毫无疑问,诸葛亮执政以后,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和依法治国,蜀国没有发生刘焉、刘璋父子时代的那种动乱。不过,第一次北伐时,李严的势力还在,不服和不满诸葛亮的人还有。直到诸葛亮杀了马谡,废了李严,局势才算基本上平静。但是,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正是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此其一。
其二,诸葛亮本人并不具备统领三军夺取天下的条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关于这一点,原本是有定论的。陈寿说 得很清楚,诸葛亮的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忧于他的军事才能。军事才能当中,治军又优于用兵。所以,让他治国,绝对一流;让他治军,也没有问题。但要说设奇谋、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强项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原本是实事求是评价,然而后世却徒起纠纷。反对派的依据,主要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司马懿在巡视诸葛亮军营时,曾经佩服地说一句“天下奇才也”的话。其实,司马懿赞叹的,正是诸葛亮的治军之才。对于他的用兵,则另有评价。这个评价记载在《晋书•宣帝纪》中,原文是“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诸葛亮这个人,志向很大却不识机微,谋划很多却缺少决断,喜欢用兵却不知权变,简直就等于说他志大才疏,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司马懿说,别看诸葛亮人多势众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是指日可待(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至于诸葛亮北伐战争中用兵之误,许多历史学家都己说到,此处不再赘言。以上三点,就是诸葛亮的北伐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至于宋代理学家责备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纯粹一派胡言,不值一驳。
诸葛亮北伐都是注定失败的,更不要说一个“子午谷奇谋”了。
其实LS说的不完全对,诸葛亮并不是不信任魏延,那只是《三国演义》里演的罢了,正史里诸葛亮是很器重魏延的,只是因为魏延和杨仪不和,而且诸葛亮死后蜀国权利争夺的很厉害,发生争斗是很正常的。诸葛亮是个很谨慎的人,子午谷奇谋是很大胆的一个做法,魏延想要直接拿下长安,诸葛亮认为风险太大才拒绝,而采用自己觉得稳妥的办法的,一步一步稳妥前进。而我认为既然魏延可以想到,那以诸葛亮的才智,他也应该想得到这个计谋,而且司马懿也应该会想得到,所以不采用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我个人觉得,魏延的计谋还是不错的,就像擒贼先擒王一样。
其实既可以说是诸葛亮和蜀国的遗憾,也可以说成是历史的遗憾,如果采用这个计策并且成功,蜀国就可以翻身,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愿望就可以达成,这不能不算遗憾;而如果采用这个计策,失败了倒没什么,如果成功,那历史上又多了一场精彩的战役,这不能不说也是有一点遗憾的。
只能说是诸葛亮或是蜀国的遗憾,未必是中国历史的遗憾。诸葛亮由于不信任魏延,使得魏的才华不能充分展示,只能发挥匹夫之勇。子午谷之计不被采纳,不但错失一次重要机会,更体现了诸葛亮不善用人的一面。
子午谷奇谋,其实就是冒险。冒险成功,夺关中以觑东都,平陇西以联西羌,蜀魏大局一举逆转。
但是发动以后,关中即便无良将镇守,曹魏势必发良将到潼关与蜀汉相持。坚守祁山大道的魏军多守一日,蜀军便可能因为乏粮自溃,一旦战事失利,子午谷绝非退兵的好去路,届时退路断绝,未必不发生大规模投降的事情。全军覆没的危险是绝对存在的。蜀汉本钱太小,经此一败,大概就得亡国了。
诸葛亮毕竟不是后世的东条英机,敢以国运相赌,但就算赌赢了一把,又哪里扭转得了历史大势呢?
当时蜀汉人才匮乏,诸葛亮去世时,交代接班人,至费袆而亡。对比曹魏的人才库,真的有天壤之别。
首先成功率问题不讨论。
最重要一点是,蜀国经过关羽刘备之败,国力衰败到了极点,正如诸葛亮出师表自己所描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
所以再也容不得任何散失。
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魏延不是丞相,哪里知道诸葛亮身后背负了什么压力?
后世之人空口白话,大言不惭当然容易。换你是领导人,你敢倾国之力,只为一搏吗?何况诸葛亮还不是主公。
受人之托!
最是责任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