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他的《鱼我所欲也》一文中曾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就引导我们来思考“取”与“舍”的问题。 生,谁不想?记得革命先烈李大钊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也有为发展生命而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这里的“发展生命”应指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义”。为了“义”,可以舍弃“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革命前辈多如此,当代英烈也是层出不穷,商丘的张环礼、李学生就是新时代“舍生而取义”者也。 然而,“取”“舍”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生”和“义”中,更多的却表现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例如,一边是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一边是住茅屋吃糠菜,到底是取前者还是取后者?革命烈士方志敏是这样回答的:“为了国家的革命事业,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却宁愿吞嚼刺口的苞栗和菜根;不稀罕把柔软的钢丝床,却宁愿住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这是正确对待生活享受的一个典型。现在不是也有许多“仁人志士”实践着吗?看看“二零零四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吧!他们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符,决不是偶然的。 成为千古美谈的诸葛亮娶妻和令人心酸的普希金择美悲剧,也都向我们说明了怎样正确处理“取”、“舍”关系。诸葛亮不在乎一个人的美丑,而注重人的内心。因此他娶了一个外貌丑陋而很有才华的女子为妻,在他运筹帷幄时起了很大作用。相反,普希金却娶了一个外貌漂亮而内心异常空虚甚至肮脏的女人,以致使普希金这个伟大的诗人在情敌的枪口下饮恨而死。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应该懂得,在内心美与外表美不可兼得的时候,就一定要舍“表”取“里”。 取、舍之间也表现在金钱上。《齐人攫金》讲齐国的一个“好金者”有一天到市场去,发现一个人在卖金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金子就跑。自然,他很快被抓住了。人们问他怎麽敢在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抢金子呢?这位“好金者”回答说:我抢金子的时候,眼睛只看到金子,没看到人。在这个故事中,就有着深刻的取、舍关系。由此我想到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少数人像“齐人攫金”那样,贪污受贿、投机诈骗、走私贩毒,而不顾党纪国法及人民的利益吗?相比之下,在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中更多的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党员干部,他们不愧是“在金钱面前孰取孰舍”这道题的最佳答卷者。 为什麽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取”、“舍”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取向不同。如果我们都能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麽就一定能够解答这道人生考题。
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坏事,哪一桩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喜爱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不过贤人能够不丧失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会饿死。可是轻蔑地、呵叱着给别人吃,过路的饥民也不肯接受;用脚踢着(或踩过)给别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
(可是有的人)见了“万钟”的优厚俸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大小老婆的侍奉和熟识的穷人感激我吗?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大小老婆的侍奉却接受了;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熟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这种做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廉耻之心。
结合这篇文章,取舍观不是一层不变的,要理解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分清就对,比如道德上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做,法律不允许的更不能犯,对于做人的挺起胸膛做人,堂堂正正做人就是了,人是善和恶的结合体,天使也是魔鬼也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理智与情感处理好,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
在必要的时侯,我们应放弃个人看法,坚持民族大义
我才刚学,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