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祖国的孩子》
清晨,碧蓝碧蓝的天空,飘动着一缕缕彩霞。这时,正是学校升旗的时候。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空中迎风飘扬。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关学;闽指客居福建的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每当我看到一排排少先队员,仰起那一张张幸福而稚嫩的脸,用一双双黑得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庄严、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可爱的弟弟的形象。他用一对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杨老师说,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
这声音像是在天空中回响,又渐渐地消逝了,变成袅袅余音,随着白云飘向远方,飘向我那苦难的童年……
我五岁那年,一个漆黑的夜晚,爸爸紧紧地搂着我,坐在外屋的锅台上。里屋妈妈的呻吟声一阵高,一阵低。
“呱——呱——”婴儿落地的哭声传到外屋。接生的老奶奶兴冲冲地走出来:“恭喜,添了个胖小子!”
我爸爸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但我感觉出他那双粗大的手在抖动;满是胡茬子的下巴颏,紧紧地抵着我的头顶,眼泪洒在我的头上。
爸爸爱我,但更盼着有个儿子。他给财东吃劳金(即当雇工),种水稻,后半辈子在源茂烧锅(烧锅是制酒、卖酒的作坊)干杂活儿。五十多岁的人了,老来得子,怎么能不高兴呢?
第二天,我走进里屋,见妈妈瘦得像一把干柴,脸色煞白,只要一动,便是一身虚汗,头发湿淋淋地粘在头上。接生的老奶奶说,妈妈的身子只剩下个空壳儿,得补养些日子才能下炕。
我看见,妈妈身旁躺着一个不丁点儿大的孩子,一头黑黑的头发,红红的小脸,闭着小眼睛,扇动着小鼻子正在睡觉。这就是我的小弟弟呀,我一瞅见,就爱上了他。
小弟弟醒了,睁着一双又亮又黑的眼睛,冲我晃着小圆头,“呱——呱”地哭起来。妈妈忙把奶头放在他的嘴里,他闭上眼睛,使劲吮着,吮了几口又哭起来。
妈妈也哭了,难过地说:“没有奶,怎么办哪!”
这时,爸爸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黏糊糊的大米粥,妈妈一看,又高兴,又有些害怕,压低声音问:“哪儿来的?”
爸爸说:“甭管了,保养身子要紧。”妈妈端过碗,刚要吃,忽然看见我那双贪婪的眼睛,赶快把我叫到身边,给我喝了头一口。哎哟,好香呀!我一边咽着米粒,一边咂着滋味儿。妈妈忙嘱咐我说:“妮儿,你千万别漏了嘴,说妈妈喝了大米粥!”
“为什么?”我眨着眼睛问。
爸爸手捧着我的脸说:“妮儿,在咱满洲国,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大米,满洲人吃大米是犯法的。你要说出去,咱一家人就没命啦!”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叫满洲国?为什么日本人能吃大米,我们就不能吃?
爸爸怕我们孩子再当睁眼瞎,家里再穷,也要搜肠刮肚,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
我上学那年,弟弟已经两岁多了。因为挨饿,常常“哇哇”地哭喊。这时候,爸爸就把他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溜着,一边溜一边哼:“宝贝儿,快长大;长大了,回老家!”
“回老家?老家在哪儿?”我奇怪地问。
爸爸说:“在山东。那地方面朝大海,背靠青山。”
“山东在哪儿?”
“在关内。”
“什么叫关内?”我又惊奇地问。那时候,我只知道满洲国,自己是满洲人。爸爸叹口气说:“我告诉你,不准出去乱说:关内、满洲,都是咱中国的地方,九一八事变以后,被人家占啦!”
“中国的地方怎么又叫满洲国?”我还弄不清楚。
爸爸着了慌,跟我发起火来:“小孩子,少打听!”
爸爸不敢跟我多讲,怕被警察、日本人知道了,抓去当劳工,蹲笆篱子。可我知道,爸爸最爱山东老家,爱关里。要不他讲故事,怎么一讲就是老家的事情,还想回老家去呢?
我的家,住在吉林黑石镇东关,这一带出产大米。可日本人规定,满洲人住户,每月配给一半高粱米,一半橡子面(用橡子、豆饼、玉米面等做的混合面)。椽子面真难咽呀!爸爸妈妈总是吃橡子面饽饽,把高粱米省下来给弟弟和我吃。
弟弟长到七岁,圆圆的脸儿,浓浓的眉毛,虎头虎脑的。他又听话又淘气,在家里抱柴扫地,手脚闲不住;一到外边,就爬树掏鸟窝。他还学会打弹弓,落在树上、房顶上、电线上的小鸟,只要他一瞄准儿,很少打不下来的。他还“合群”,很仗义,爱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哩。
弟弟养了一条狗,一身青色,名儿叫大青,小时候毛茸茸的,弟弟叫它站,它就站,叫它回来,它就回来。小狗慢慢儿长大了,整天卷着尾巴,颠儿颠儿地跟在弟弟后边跑。
穷人家的狗瘦,长得皮包骨头。你想,人还没得吃,拿什么喂狗呢?刷锅水能照见人影,连一丁点儿油星儿也没有,狗一口也不喝。爸爸跟弟弟说,把狗送给别人吧!弟弟搂着狗脖子,任你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答应。后来,狗饿得跑不动了,弟弟才不忍看它在我家受罪,同意把它送人。
爸爸把狗送走的那天,弟弟搂着它,又是亲又是哭。狗送走了,弟弟整天闷闷不乐。
一天早晨,我刚一开门,猛地看见大青回来了,我高兴地喊着:“大青回来了!弟弟。大青回来了!”
弟弟一听,一下子从被窝里跳了出来,光着屁股,鞋都没穿,就往外边跑。只见大青躺在门外,一动不动。弟弟才发现,大青已经死了。他哇哇地哭起来。
大青身上有好多伤,流出的血把它的毛粘成一绺一绺的。
爸爸说:“我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想到,它在临死时,还是跑了回来,死在自己的家门口。”
大青一死,弟弟更加愁眉苦脸了。
一天,爸爸说:“锁柱,你也不小了,该上学念书啦!”
弟弟点了点头。我已经念五年级,他愿意跟我去。爸爸在东关国民小学给弟弟报了名。开学那天,我领着弟弟朝学校走去。我俩走出冯家巷,远远就看见学校的副校长站在校门口。每天校门一开,他总是站在那儿,丧门神似的。
这个副校长是日本人,叫松本太郎。别看校长是中国人,可什么都是松本说了算。他穿着呢军服,一脸黄铜色的肉,戴了副浅色墨镜,鼻子下面留了一小撮又黑又密的胡子。他绷着脸,撒着嘴,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儿笑容。
副校长的身旁,蹲着一条黄狗,比军犬小一点。它吐着舌头,两只眼睛来回盯着同学们。同学们一个个地向松本鞠躬,它仰着头,显得格外神气。
还没到校门口,弟弟就看见了这条狗,他扯了扯我的衣襟儿:“姐姐,狗!你看,狗!”
我知道弟弟最爱狗,忙拉了他几下。走到副校长跟前,我忙低头鞠躬。弟弟呢,一动不动地看着狗。
“巴嘎!”日本副校长瞪着眼珠子,朝弟弟猛叫一声。我忙拉弟弟鞠躬。弟弟弯下腰,但两眼仍然看着狗。
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升满洲国的国旗,唱满洲国的国歌,听日本副校长训话。升旗时弟弟不行注目礼,也不跟着哼歌。他看着副校长面向东方,低头闭眼,向天皇朝拜,只当着好玩;松本指手画脚地训话,活像个跳大神的,弟弟又觉得好笑。
弟弟编在一年级二班,发给他《日语》《满语》《算术》三本书。第一堂课就是《日语》,弟弟有点不自在,这玩意儿真绕嘴,多难学啊!
他的班主任杨先生,是个年轻的老师,留着分头,穿着大褂儿,胸口上别着一支钢笔。他对人很和气,也爱学生。弟弟坐在靠右边的座位上,他走过去,摸摸弟弟的头:“锁柱呀,好好学习吧!”
果然,有一天,弟弟因为爱狗,遇到了不幸。那是入秋放学以后,同学们陆续地回家。弟弟一个人走到校外。他回头一看,那只黄狗正蹲在校门口。弟弟慢慢地凑过去。他想,这黄狗也会有大青那样好的脾气,一定喜欢跟他亲近。谁料弟弟刚走到黄狗跟前,伸出手来,正要摸摸它的脸,黄狗猛地站了起来,发出“呜呜”的低吼。它脖子上的毛儿也炸了起来,往外吐着舌头,两只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弟弟。弟弟哪里知道,这是一只受过军事训练的狼狗!
弟弟一看不好,忙转身就往后跑,狼狗“呜”的一声,追了过去。弟弟没命地跑着,狼狗紧紧地追着。这时,路边一个大人高声喊着:“蹲下!快蹲下!”这句话提醒了弟弟,他忙哈下腰来。
弟弟一蹲下,狼狗当他是捡砖头哩。它站住了,尾巴一夹,就朝后缩,一掉身,往回跑了。
没想到,这时松本从门口走出来。他一见狼狗夹着尾巴的狼狈样子,脸色一沉,冲弟弟一挥手,嘴里喊了一句日本话,这狼狗顿时像疯了一样,一阵风似的又扑向了弟弟。
弟弟刚站起身来,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狼狗蹿过来,两条后腿一蹲,两只前爪就搭在弟弟肩上,吐着血红的舌头,龇着两排尖尖的牙齿。弟弟吓得用手捂着脸。狼狗猛地一口,咬在弟弟的肩上。弟弟惨叫一声,鲜血直流。狼狗咬着弟弟的一片破衣服,得意洋洋地跑了回去。松本笑得前仰后合,拍着狼狗的脑袋。狼狗跪在主人的脚下,摇头摆尾。
弟弟被人送到家里,他的脸色惨白,身上的破衣服被血染红了。妈妈一见,就心疼得哭起来。爸爸背着弟弟到了东关医院。
好几天,弟弟没去上学。他躺在床上,咬着牙,一句话不说。
“锁柱,疼吗?”妈妈问。
弟弟摇着头。
“你在想什么?”我问。
弟弟仍然不吭声。他的眼里含着一层泪花,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一颗复仇的种子埋在他的心底。
弟弟的班主任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后街,常到我家来看弟弟,有时带几块糖,有时带一本小人书。这次弟弟被狗咬伤,他每天都来给弟弟补课,弟弟可喜欢杨老师哩。
有几天,墨石镇上,白天黑夜地过日本兵,当官的骑着大洋马,挂着指挥刀。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大马靴,走起路来,发出震耳的“笃笃笃”的响声。排头的日本兵,刺刀上还挑着膏药旗。
有人说,日本兵往山里开,是去剿胡子。有人却说:“什么胡子?是杨司令的游击队。”什么杨司令、游击队,我们都不清楚。
一天傍晚,杨老师又来了,锁柱悄悄地问:“杨老师,胡子是好人,还是坏人?”
杨老师反问道:“日本兵是好人,还是坏人?”
弟弟气愤地说:“坏人!连他们的狗都欺负咱们。”
杨老师说:“你说得对。那么,胡子净给咱们出气,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明白了!”弟弟拍着手说。
夜里,锁柱凑近我的耳朵说:“姐姐,赶明儿我也当胡子……哩哩……”
我不禁一怔:“你胡说什么?……”可我没把弟弟的话往心里去。
弟弟的伤好了,肩头上留下两寸多长的伤疤。他小时候,弹弓就打得很准,上学以后很少玩了。现在他又玩起来。小弹弓玩得不过瘾,就钻进树林子里,爬上一棵榆树,选了一根又粗又顺手的树权,做了一张大弹弓。在柳河边上,他又捡了些小石头子,装在兜里。他在家里的土院墙上,画了一个小圆圈。每天,他拉开弹弓,眯起一只眼,瞄着准儿,只要手一撒,石头子儿就会打在圆圈里。一颗石子飞过去,掉下一层泥皮,没过几天,就成了一个小窟窿。
弟弟每天上学的时候,都把弹弓装在书包里。
盛暑来到了。一天下午,下完第一节课,锁柱寻找着那条狼狗,狼狗喘着气,摇着尾巴,朝他这边跑来。他见过道里没人,就跑到墙角躲着,从兜里拿出弹弓,掏出一颗大石子,拉紧了皮条,只听“嗖”的一声,那条狼狗拉着长声哀叫起来,痛得它在操场上来回跑。同学们当是狼狗疯了,都躲进教室去。趁着这个乱劲儿,弟弟最先跑进一年级二班的教室。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狠狗一只眼瞎了,顺着脸往下流血。它发了疯似的跑着,跳着,哀嚎着。日本副校长跑了过来,狼狗缠着他,把他带到过道里,用前爪扒着一颗带血的石子。松本把石子捡起来看了看。
“巴——嘎——牙——噜!”松本恶狠狠地骂着,气汹汹地走上操场上的“司令台”,拿出军用哨,便瞿瞿瞿地吹起来。
军用哨一响,全校的同学都跑到操场上集合。弟弟一见不妙,故意磨磨蹭蹭不走。等同学一走净,他顺手把弹弓塞进黑板后面的墙洞里。他自以为做得秘密,谁知就在他藏弹弓的一瞬间,全被站在教室门口的杨老师看见了。杨老师说:“快去集合吧!”
弟弟又担心,又害怕,心跳得像敲拨浪鼓。
日本副校长牵着受了重伤的狼狗,站在“司令台”上,右手举着带血的石子,歪扭着脸咆哮着:“谁的弹弓的,快快地说,说!”
同学们你瞅着我,我瞅着你,谁也不说话。松本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举起拳头挥舞着:“你们的不说,统统的站着,站着!”他登登地走下台,站在树阴凉里,睁圆两只凶眼,冷冷地巡视着,想从每一张小脸的神情变化上,判断出是谁打了他的狼狗。
全场一片死寂,充满恐怖的气氛。
太阳热得像火炉子,烤得同学们打了蔫儿,浑身像冒油,汗水不停地从脸上、身上淌下来,每人的脚下都洇湿了一片。
松本牵着狼狗,走出校门,到东关医院去了。同学们依然站着。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钟头过去了,有的同学感到眼前一阵昏黑;有的同学两眼直冒金星。弟弟和一些小同学晕倒了,嘴里流着涎水。我看见弟弟躺在地上,心里像有小钩子在钩我一样,可我一点儿不敢动弹。这可怎么办呢!
杨老师和一些班主任老师,趁松本还没回来,就提了水壶,拿了杯子,给同学们喝水。又端来凉水,给晕倒的同学们洗脸,用湿毛巾搭在前额上。在老师们的抢救下,弟弟苏醒过来了。我把他带到自己身边,两手扶着他,他的腿发软,连站立的气力也没有了。
松本替狼狗治了眼,又牵着它向操场走来。老师们一见这个阎王回来了,赶紧跑回各自的教室。
松本牵着狼狗绕场一周,不住地追逼:“狼狗的……谁的弹弓打的……快快说话!”
在毒日头的煎熬下,又有不少同学晕倒了。
松本带着狼狗,走进一个一个教室,四下搜索起来。他走进了一年级二班的教室,查看了每个书桌,还把手伸进去摸摸,但是什么也没捞到。他又把黑板掀了起来。噢,墙洞里有张弹弓。他拿出弹弓藏在裤兜里,气咻咻地走出教室,拽着杨老师的手,来到一年级二班同学的面前。松本把弹弓拿在手里晃了晃,冲杨老师拧笑着:“杨先生,弹弓是从你们班里搜到的,谁的弹弓?……你的知道?”
杨老师沉着地回答:“不知道。”
本来气得鼓鼓的松本,这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手拍拍杨老师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杨老师,你……很好,哈哈……很好,你的……不知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同学,笑呵呵地说:“没有你们的事了……统统的回家!”
于是老师们又忙着抢救中暑的学生。同学们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又惊又喜地离开了学校。松本对杨老师挥了挥手:“你的,跟我来!”
中暑醒来的弟弟,见松本把杨老师带走了,使劲地挣扎着,想冲到松本那里去。我用全身的力气拽住他,低声对他说:“弟弟,你安静点,安静点!”
“呜呜……”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
晚上,弟弟全身烧得和炭火一样,昏迷不醒,嘴里不时说着吃语:“打狼狗呀,打呀……”他的双手做着拉弹弓的姿势,大声地嚷着:“狠狠地打呀,打死它呀!”过了一阵,他又“嘿嘿嘿”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因为那只最凶恶的狼狗的眼睛,是他小柱子打瞎的呀!
妈妈和我都急得没法子。爸爸请来的医生说弟弟今天受惊,中暑,得了热伤风,开了一些药,嘱咐爸爸妈妈,按时给他吃药,多给他喝水,好好护理他。爸爸向亲戚借钱,连夜把药抓回来。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是俺家的命根子,他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呀!
弟弟吃了两天多的药,烧退了好多,能喝几口高粱糊糊了。可他仍然面无血色,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的,他太虚弱啦!上次他被狼狗咬了一口,大病一场,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这次又受惊、中暑,受尽折磨,他这棵幼小的苗苗怎么经受得起啊!
夜里,我一觉醒来,听到爸爸妈妈在商量弟弟的事儿。
妈妈说:“柱子太虚弱了,得给他调养调养!”
爸爸说:“我明儿给他弄点大米,再买点红糖,他就喜欢喝大米糖粥哩!”
“吃大米,你不怕犯法?”
“为了孩子,我豁出去啦!”
“咱家哪有钱,到黑市买高价米啊?”
“把咱的棉衣都拿去当了,眼下用不着……”
我翻过身来,抱住爸爸说:“爸爸,把我的棉袄、棉裤也拿去当了吧!”
爸爸用手拧了我一下:“你睡觉,没有你的事儿。”他又再三叮嘱我:“买大米的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日本人知道了,要掉脑袋的!”
我抱屈地回答:“爸爸,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爸爸真有办法,用当衣服的钱,不但从米贩子那里买来了大米,还买了一些鸡蛋、红枣儿,掺和着给弟弟吃。弟弟吃了几天,胃口好了,吃得多了,脸上又有活泛的颜色,也能下地走路啦。
弟弟病刚好的时候,就打听杨老师的下落。爸爸叮嘱过我,怕他伤心,先瞒着他,可是,他拧起浓眉,两只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姐姐,杨老师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我只得如实地说了杨老师代他受罚、松本在办公室审问和毒打杨老师的情形。弟弟听着,热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最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扑在我的身上,全身抽搐着,边哭边喊:“杨老师,狼狗是我打的呀!”
弟弟哭了一阵,突然站起来,泪也不擦,就要往外跑,说是去找松本承认狼狗是他打的,妈妈一把拽住他:“柱子,你不要命啦!”
弟弟坐下来,哭了一阵,又要往外跑,说是要找杨老师去,我使劲抱住他:“不能去,不能去!”
弟弟挺直了身子,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不能去?”
我告诉他:“杨老师好几天没到学校了。听说,他家的周围总有便衣特务监视,还有人说,他印过‘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游击队还有联系,日本人怕是不会放过他哩!”
弟弟沉默了,使劲地咬着牙,一屁股坐在床上,两手不停地扯着床单,两眼射着火一样的光芒。
锁柱吃的大米,只剩下小半碗。妈妈为了使他高兴,特意做成大米饭给弟弟吃,让我关上门,到院子外边去放哨。忽然,街上有人往后街跑,刚吃完饭的弟弟,也跑到门口观望。有个同学惊慌地对弟弟说:“锁柱,不好了,日本人来捉杨老师啦!”
弟弟一听要捉杨老师,全身就像触了电一样,撒开腿,飞也似的向后街跑去。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
后街的两旁,站了不少乡亲,都在窃窃私语。一辆两匹大洋马拉的马车,风驰电掣般向这边驶了过来。前座上,坐着驾车的日本兵。车座里,杨老师被反绑着。弟弟一看见杨老师,全身像着了火,挤出人群飞跑着追了过去。他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辆马车,坐着松本、日本宪兵和警官,正飞奔过来。马车把弟弟撞倒了,右车轮从他的肚子上轧了过去。
马车停了下来。两个警察向这里飞跑着。松本回过头一看,一个小孩横躺在车轮下的血泊里,已经断了气,小嘴旁边却有一撮大米饭。他严厉地对两个警察吼着:“大米饭,大米饭,你们看清的?……经济犯,经济犯……”
两个警察立正站着:“是!”
松本掀了掀鼻子,向身旁的日本宪兵一挥手,马车“咯吱吱”地驶走了。
我吓得掉了魂,没命地号哭着跑回家中。妈妈一听弟弟惨死的消息,当时晕了过去。我又跑到源茂烧锅去找爸爸,爸爸正在劈样子(即劈木柴)。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急忙和我一起奔到后街。邻居张大爷见爸爸急如星火的样子,拦住他低声说:“大老郭,你可不能去呀!孩子是死了。你要去认尸,他们会抓你的经济犯哩!”
爸爸的脑瓜像遭了雷击一样,一时六神无主,停住了脚步,远远望着弟弟的尸体,眼泪像雨水似的流泻着,喃喃地说:“柱子,可怜的孩子,是爸爸害了你……我不该……让你一人在家,不该……买大米给你吃呀……”他悲痛地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张大爷拉着爸爸的手:“先回家吧,到晚上,再把孩子偷回来,安葬了。”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四下黑沉沉、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柳河潺潺的流水声。爸爸妈妈和我,怀着对弟弟无限的怜爱,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摸索着来到后街。我们指望着把弟弟抱回来。可是,弟弟已从街心被人挪到路边。电线杆上,挂了一盏马灯。在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两个木头人似的警察。噢,收尸已不可能了,我们一家人低声哭泣起来,就和柳河水在低声呜咽一样……
骤然,墨黑的天空里,闪电像一把长长的利剑,从密布的阴云中劈刺下来,接着是轰轰隆隆的雷声、摇天撼地的狂风。
闪电,惊雷,狂风,既是对无辜死者的哀悼,也是对侵略强盗的控诉……
1945年的“八一五”,日寇投降了,东北光复了。我念完了师范学校,当了小学教师。每当清晨和孩子们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时,我总想起弟弟,想起他用一双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亲爱的可怜的弟弟呀,你只活了七岁,没有看到祖国的解放。我用内心的声音回答弟弟:“是的,咱们是中国人;而且,我和我的学生生们,都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了!”
祖国,伟大的母亲,我们热爱你,和你永远不分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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