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文化风俗

一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说文化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体外器官”，是人类走出非洲之后（也包括留在非洲的人群）在五大洲差异极大的自然生态和气候环境中，得以适应环境和气候，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繁衍和发展种族的有力武器。现在，生物遗传学家——特别是基因研究专家通过研究人类基因的遗传和变异现象告诉我们，人类走出非洲的远征，一条是通过海上之路，最后到达澳大利亚。另一条是从非洲东行，从黎凡特这个直通欧亚大陆的门户，渐次遍布这两块大陆。丝绸之路穿境而过的中亚地区，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驿站。它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特殊位置，使得它长期以来就是国际学界重视的热点。顺便说，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也都在这片广大的地区。我们这里将要讨论的“沿丝绸之路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现状”的话题，就是始自汉地、穿越这个人类文明重要地区的东西交通线沿途的文化和文明形态。当然，这些报告所涉猎的，主要是中国境内的以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主的口头文化传统。即便有这样的限定，我们仍然相信，这些话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讨论，其来有自。不过，在今天，这种讨论获得了另外的意义——既是探究原委，梳理文明脉络，了解先祖足迹，也是抢救日渐消亡的遗产。我们知道，是一些主要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人文学者，率先倡导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立档、保护、传承、研究和复兴的。这种认识，渐次影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逐步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共识，进而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为上——近年不断发文和采取各种举措，号召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力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在当今语境下，与物质遗产相比，非物质遗产面临更严峻的保护形势。总体而言，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化趋势在迅速增强，其他因素，例如文化标准化、地区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和城镇化、农牧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等，所有这些大量涌现的现象，都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许多珍贵的传统民间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在那些传统文化的秉持者人数较少的地方，在从语言到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族群当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那些本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口头遗产，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
口头文化遗产的消亡，与地球上生物物种的消亡相比，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一旦真正消亡，都不能再生。例如恐龙和猛犸象。不同之处是，濒危的生物物种，或许可以依靠少数个体的培养和野化，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种群发展。而口头文化遗产是高度依赖语境的，一旦语境丧失，生存条件缺失了，就万难恢复。例如，在20世纪中，就在我们眼下，许许多多的语言消亡了，而我们束手无策。因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意义上比生物物种还要脆弱，还难于挽救。
二
我们面临的现实困难，不仅是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经济基础还处于比较薄弱的境地，还有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我们的国民意识中，对生长自民间的文化，长期以来多持有轻视的态度。纵使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以往的相关工作却做得很不够。我们面临着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挑战。诚然，我国的口头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但专门化的学术研究相对滞后。至于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则起步更晚，发展更缓慢。比诸西方国家的举措，更可以看出我们的欠缺。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国外的“口头传统”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到40年代，迄今已经形成了专门而精深的学术传统。“口头程式理论”以及“民族志诗学”等学派的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了多达150种语言传统的跨学科研究中。西方许多国家很早就开始成立专门机构，搜集、保存和研究各种口头样式的文化遗产，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与芬兰文学学会已经建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口头文学资料库和口头传统档案库，尤其是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的“帕里口头文学特藏”为我们树立了口头文化搜集、保存、开发、应用和研究的范例。
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文化研究上有差距，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相关经验也有不足之处，但不等于我们一无所长。就拿这个课题组的参与者的情况而言，有不少学者多年来一直以我国各民族口头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目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优势。特别是新疆的学者，具有语言优势和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该项目的承担机构——也把各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传统作为其长线发展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了符合国情的技术路线，符合老中青结合原则的学术力量构成，符合晚近国际学术走向的学术视野与开放体系。有了这样的团队以及多方合作的基础，我们就从一开始对承担并合格地完成这个项目充满信心。
具体到新疆地区，这里各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恢宏灿烂，而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传承文明，独树一帜。历史上与丝路文明同兴共荣的各少数民族族群在这里汇聚交融、互动发展，共同缔造了斑斓的多元文化。各民族的口头传统在西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不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影响，泽及百世后人。在更大的时空中看，这些文化汇聚和吸纳了中原文化和其他周边文化，也反过来对华夏传统和其他周边文化，多有烛照之功。
三
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也是学者和民众的互动过程，是重新审视和阐释民间文化内在规则和生命情态的过程。
在本书的报告中，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的诗性智慧、民众的情操和理想，得到精细的、感性的描绘，也有深入的理想思考和总结。从中我们能够发现的，远远不止是那些“细节”和“事件”，或者说叫“民俗事象”本身。这里还传递出了一种我们立项时就要求过的工作原则，一种学术伦理的坚持。民众以及他们中的口头传统传承人，在我们的视阈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不是学术的“材料”，而是民间文化的承载者、秉持者、创造者和传承者。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以他们的才能和创造力，绘就了这些民族文化的“底色”。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色，是民族属性中决定性的要素。
在民族民间文化中，口头传统居于特殊的地位。在民俗学的领域中，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范畴。广义的口头传统涵盖了口头交际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则特指传统社会中的口头艺术。在这里，我们基本上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口头传统”的。那么，口头传统有什么重要的呢？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研究它、阐释它呢？口头传统的重要性，按照我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下面四点：其一，口头传统历史极为悠久，发展出许多复杂的机制和法则；其二，口头传统中蕴含有海量的人类文化信息；其三，口头传统反映了特定社区人们的价值观和期待；其四，口头艺术门类繁多，其中一些达到惊人的艺术高度，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
下面我将逐条稍加论述。
在对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就算保守一点推算，人类从鲁迅所说的会喊出“杭育杭育”劳动号子，到相对完整地表达意思，当不会晚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大约10万年。假若再把这10万年看作是1年的话，那么，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都是发生在人类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里——可见其历史的短暂。用比喻性的说法，埃及书写传统产生在12月11日这天。一天以后，苏美尔发明象形文字。中国的表意文字、希腊的线形文字乙（Linear B）等，发生在12月18日。腓尼基人的字母书写体（所有现代欧洲书写体的基础）发生在12月20日。美洲的玛雅文字出现在12月22日。中国印刷术出现在12月26日。欧洲的第一本书（Gutenberg�s printing press）出现在1445年，大约相当于12月29日。至于1867年出现的打字机，是人类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午才发明的。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口头传统的历史悠久，而是为了说明，在历史上，在人类社会的无文字阶段，人类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完成的。口头传统的机能和效率，令人称奇。而且，即便是在文字发明和使用了之后很久，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还是不会阅读和书写。“文人”一直是一个传统社会中受人尊敬的少数特权分子。以中国历史上的情形而论，相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是在屈原和李白诗歌的陶养下，而是在民间歌谣故事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即便强调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彼此的渗透和影响，也不能想象众多的文盲农人有机会诵读和传承文人雅士笔下的佶屈聱牙之作。可以总结说，口头传统长期以来，是各类社会信息传递中的主要方式。历史悠久，地位显赫，且延伸到今天的民众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对口头传统特别看重的一个原因。在我们的报告中，在那些从事牧业生活的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当中，可以看出，传统口头文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便已经有了广播、电视，有了报纸杂志，有了手机和固定电话，那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却依然构成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
口头传统包罗万象，是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在新疆的传统社区，我们搜集到的口头传统资料，内容极为丰富，神话传说，歌谣故事，叙事诗和抒情歌，弹唱表演，谜语笑话，祝词赞词，不一而足。这些口头文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凝结了民众的智慧和人生经验，传递的是民众的情感和希望。在“十二木卡姆”组曲的演奏中，在阿肯弹唱中，在约隆歌的旋律中，在林林总总的口头文类中，社区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做人的道理——从伦理道德到举止言行的规范等，开始形成关于族群起源、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历史人物等的记忆，开始掌握生产生活知识，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口头文类的“知识传递”，我们很难想象沿丝绸之路的诸多民族如何从历史走到今天，如何保有和发展他们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
再则，口头传统反映了民众的价值观和期待。这一条初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容易理解。通过这些田野调查报告，我们可以体会到，口头传统，在这些族群和社区中，决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方式，一种沟通和交际手段，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生态度，一种通过它得以确认自身的存在和价值的媒介。不仅是对人和事的臧否态度，宇宙观和人生观，善恶和生死，对过去的记忆和体认，乃至对未来的期许，都熔铸在口头传统的演述中。一个麦西来甫，就可以从中发现多少原本被学界忽略的内容。所以，如果说口头传统诸文类是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确实不是虚妄之言。
最后，口头传统文类，特别是其中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样式，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经过最长时间锤炼的艺术。所以，有西方学者称之为“人类表达文化之根”。口头艺术的发展，在不同的族群中走的是不尽相同的路径，得到的也是不尽相同的结果。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表达形式言辞优美、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的、地方的特色，并且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吸纳了民众的语言宝藏，经由无数杰出艺人的加工和创造，形成蔚为大观的人类表达文化的奇景。篇幅之宏大，音韵之优美，故事之曲折，人物形象之栩栩如生，流传地域之广，时间之久，都难以想象。以具体事例而言，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表演中，在巨型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的演述中，在活泼的阿肯对唱中，我们都能够发现民众的审美趣味如何塑造和规范着这些民间艺术样式。所以，这里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民众对这些样式“喜闻乐见”，民众还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与民间歌手和艺人一道，参与了这些文类的创造，并为其存续和演进，提升和精炼，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四
民众这些经过了千锤百炼的艺术，以往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应有关心。宫廷的、上层的文化得到彰显和追捧，民间的、下层的文化受到压抑和限制。民间口头艺术，往往成为文人雅士出新的资源，成为催动陈腐的艺术思潮转向的催化剂。后来，也被一些人拿来作为学术的对象，从中搜集被经典文献漏掉的“有用信息”。至于更早被统治阶级用作“观风俗”“知得失”的渠道，则更是典型的误用。
那么，通过我们的调查报告和深入思考，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在我们的调查团队中，多数属于特定文化的“局内人”，也有“局外人”。局外人的考察，多是“他观”。局内人的考察，多是“自观”与“他观”的结合，因为他们已然受过学术训练，已然具有跨越族际边界的视角。局内人“从内部”的观察，往往产生双重视点：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内部知识”观点和来自“学术共同体”的“一般学术”观点。这里形成的交错，产生了奇妙的结果。在作价值判断的时候，往往具有本土文化的立场，在作特异性描述的时候，往往具有学术共同体的立场。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在强调这些文类如何“有特色”和“重要”的时候，基本上站在本土立场上；强调它们的文本特征、传承方式、接受状况以及其他种种要素时，又往往站在“学术共同体”的立场上。
在本土知识与“一般知识”反复切换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学界与民间对话机制的形成。
这种对话机制，比起原来的来自学界的轻视和利用的取态，已经是一大进步。在这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的演进历程和学人立场的转化。不过，这与其说是个尺度问题，不如说是个态度问题。诚然，我们需要来自“地方性知识”的概念体系，用以深入地理解本土文化的机制、法则与核心理念，我们当然更需要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分析性概念体系，用以在不同文化之间形成对话和交流。否则，今天坐在这里谈论史诗的，可能就是一位“巴克西”或者“交毛克奇”，而不是我们这些学者了。学术的发展进步，是建立在能够使用逻辑的、抽象的概念，在学理的或者应用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而不是陷在纷繁的具体事象中不能自拔。
不过，作为对以往学界偏重精英文化的反拨，我们倒更愿意强调对于民间文化传统的重视。也就是强调“以传统为本”，强调对于民间文化传承人的重视。对特定文化系统的理解，其底线乃是建立平等关系。在我们学者的报告中，读者可以看到这种基于文化上平等对话的努力。书中出现的那些饱经风霜的面庞，以及对他们杰出才艺的介绍文字，多少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见证。以传统为本，落到实处，就是站立在“民众的立场”之上。无论是从内部观察还是从外部观察，我们当然首先要摒弃居高临下的心态，摒弃文化上的偏见——这种偏见随处可见，小到对特定风俗习惯的嘲讽，大到种族歧视。其次，我们也坚决反对文化上的狭隘心态，反对民族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民族作为历史上的人们共同体，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太阳底下没有永恒的事物。所以，历史地认识问题——在具体历史时空中认识问题，是我们各民族学者都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五
本项目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路线，交代如下：
1�操作规程：项目领导小组将先期在北京组织有关学者制订了项目总体方案，编写调查手册和调查问卷，并及时发送给参与项目的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以供开展具体工作各个阶段参照执行。
2�参与项目的北京学者集中进行了短期强化培训和工作讨论，围绕乡村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包括口头传统的学术前沿，地方文献、口述资料的收集与解读，田野访谈与参与体验的方法，田野调查报告与民族志的撰写，三套集成资料的使用与分析，民俗生活和民间仪礼等文化空间与口头传统的关系，图象学和影视方法在田野研究中的运用等等。部分培训资料同步发送给新疆地区参与项目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
3�北京学者在项目实施的指导方针下，选择田野调查点（新疆民族社区或沿丝绸之路的有关地区），分头开展专题性或个案性的田野调查工作，并在项目进度计划内完成田野工作与文案撰写。新疆地区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可自行安排田野调查；无条件者，可以利用自己以往的田野作业和田野资料进行自己熟悉的专题分析，也鼓励进行文献或档案研究。
4�项目鼓励参与者提供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各类资料，包括实物、文献、图像、影像、音声资料等等。对确有价值的各类资料，经专家鉴定后，将由我所支付一定费用收入“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我所享有使用权。
5�在开展田野调查和档案研究期间，提倡专家学者围绕项目宗旨以及自己的研究方向制定个人的调查专题，并与项目领导小组进行协调与配合。原则上个人应服从项目的整体计划，避免重复性工作。
6�结项时，参与项目的各有关单位和学者完成各自专题的田野调查报告或档案研究报告（项目子报告）；鼓励文档附有各类田野资料，包括田野调查日志、文献、图像、影像、音声等实证性资料。主编根据报告需要选择加入正文发表。
7�项目负责人撰写提要式文字，就课题的立项、进展过程和成果形式等做出说明。英文的有关说明文字，将于本报告出版不久后，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现在，我们可以欣慰地说，通过各有关学术单位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该项目终于付梓。可以预期，那些关心和热爱沿丝绸之路文化传统——特别是口头传统的读者诸君，一定能够从中找到许多颇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大家进而能够从中发现我们对那些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感佩，对那些卓绝技艺的击赏，对那些行将消失的文化精品的忧虑，则我们的愿望就没有落空。若是能够从中发现某些有助于学科反思和进步的因子，发现某些有参考价值的工作思路，找到开启某些问题的钥匙，并进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文化建设，乃至多少影响到决策层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那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了！
该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主管并监督，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项目的组织和实施。特此说明。

200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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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蒙古族那达慕盛会：
那达慕是蒙古族的传统盛会。每年7月中旬，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畔，都要举行3天到一周的那达慕盛会。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娱乐”或“游戏”，起源于祭敖包。 盛会期间，草原上要举行赛马、摔跤、射箭、马术等体育表演和竞赛，文艺团体表演精彩节目。这里既是牧民物资交流场所，又是牧民夏季文化娱乐中心。许多牧民选择这个吉日举行婚礼，为盛会增添欢乐气氛。 赛里木湖畔是我国著名的高原草场，海拔2100多米，这里依山临水，森林茂密，风景如画。

西部新疆塔吉克婚礼：
塔吉克族婚礼被称为高原上的婚礼。婚礼要举行3天。第一天新郎和新娘各自在家里打扮和准备，男女两家忙忙碌碌，喜气洋洋。第二天娶亲，新郎骑上高头大马，由亲朋好友的护驾，弹起民族乐器，浩浩荡荡来女方家迎亲，并送一只大肥羊，女主要让新郎喝下两碗放奶油的牛奶，表示女方的盛情。新郎下马后，新娘的奶奶要向新郎肩上撒些面粉，表示祝福。进屋后，新郎要向新娘赠送礼品，并交换戒指。尔后，女方要丰盛食品招待来宾，并举行赛马、刁羊等娱乐活动。第三天早晨，新郎新娘同骑一匹马回婆家。到门前时，婆婆要给儿媳两碗酥油牛奶，儿媳喝完才能下马。这天，男女引吭欢歌，婆娑起舞，心情欢乐，直到太阳落山。

就爱上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