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昌等地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连日来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施暴者致无辜生命受害。
而关于施暴者，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
（1）施暴者的暴行是否与贫富差距或失业等社会结构有关。认为是的，在同类凶手身上找到了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认为不是的，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其实都有极端杀人事件，与社会结构无关。（2）施暴者“报复社会”的目标，一般都是与他一样的普通人，是因为更容易成功施暴吗？当然，向任何人施暴（法定范围内的自卫除外）都是违法的，都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赞美。
纵观国内外城市街区施暴事件，像这样的提问基本上都成了一种固定模版；即便人们不知道具体事件的细节，也能在脑海中展开想象，希望从施暴者经历中寻找出一种共同的原因。
在你看来，这些归因是合理的吗？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这样的归因可能是合理的呢？我们写了一份书单，共四组，在社会层面（施暴者的性格或精神状况同样是原因之一，需单独讨论）和你一起去理解施暴者为什么能、为什么要施暴。现代国家制度减少了暴力，然而在人类历史上，“暴力”这一魔咒还未曾彻底被任何一种治理制度或文明体系驯服。关于这一恶，我们知之甚少，作为个体能把握的也有限。
撰文新京报记者罗东
暴力为什么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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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形毕露：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作者：弗朗斯德瓦尔译者：陈信宏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作者：兰德尔柯林斯译者：刘冉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在人类历史上，“暴力”这一魔咒还未曾彻底被任何一种治理制度或文明体系驯服。从夫妻关系中的丈夫、高年级的校霸，到基层非法执法者，再到街区的持刀报复者，他们都可能是施暴者。这一连串的暴力阴影，首先提出了一个古老的“人性是善是恶”之问：施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冲动吗？或换一个问法，是否每个人都有对他人施暴的天性？
荷兰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回答“是”。是的，施暴就是人性的一面。他还称之为“人类的普遍基因”。只不过在这位生物学家看来，基因库中不只有暴力，还有善良的天使，还有合作、共情和爱。而他的《猿形毕露》一书就如其名，讲述、论证和推演善恶关系，要让人类“猿（原）形毕露”。
德瓦尔长期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学，以猩猩为伴，通过观察和探索他们的一般行为提出，人类跟猩猩一样兼具残酷与慈悲的面向，就像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两个脸庞各自朝着相反方向，有时慈爱如天使，有时又残暴如恶魔，把施暴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性假设不一样，关于暴力的理解就不同，解决之道也不同。德瓦尔显然支持了人性“兼具善恶两面”的复杂学说（他的另一本书《共情时代》[版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8月]集中论证了“善”），相比于“性本善”论者将希望寄托于呼唤善良、良知或美好，他更相信通过制度驾驭每个人的“恶”。
问题是，既然每个人的人性兼具善恶，那么在暴力产生的那一刻，施暴者又是如何绕过“善”而全面表现出“恶”的？先秦思想家孟子还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由此就抛出了一个观点，“暴力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产生”。因为暴力来临时，施暴者同样会紧张和恐惧，甚至心跳加重，呼吸变困难，身体也颤抖。这是“善”的一面在发挥作用。如果要成功施暴，必然要克服紧张和恐惧，控制心跳、呼吸和身体。
按照柯林斯在《暴力》中的说法，人们在冲突中都会感到紧张、恐惧，而冲突紧张和恐惧程度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有的人训练了怎样控制自身的心跳和呼吸，或学会了使用一些方法来克服紧张，如不看对方的脸。这些方法或技术，被一些有经验的士兵和犯罪分子掌握。
他归纳出了施暴者四种控制紧张和恐惧的类型：
一是攻击弱势目标，特别是那些没回头看施暴者或在情感上处于被动弱势的人；二是施暴者把注意力放在旁观者（或支持者）身上，而不是攻击的目标；三是远距离攻击，避免面对面的冲突产生的紧张；四是秘密攻击或偷袭。
我将《暴力》和《猿形毕露》两本书放在一起不意味着两者的观点一致。实际上，《暴力》否定了暴力是人类的野蛮本性，相反，作者柯林斯认为人类的本性并不触发暴力，“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而《猿形毕露》则肯定了施暴是人性的一面。将两者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在普遍意义上解释了暴力何以能发生：施暴是人性的一面，而最终能成功施暴的原因之一是，施暴者已经克服了他的紧张和恐惧。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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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作者:托马斯霍布斯译者:黎思复黎廷弼版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作者:斯蒂芬平克译者:安雯版本:三辉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
既然施暴是一种天性，而自古以来的施暴者都掌握了一些策略克服紧张和恐惧，以完成施暴，那么能通过外在的力量克制它吗？显然，自人类社会（人们开始有了协助和群体生活）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放弃解决暴力冲突的努力。人们渴望通过构建起一系列的制度、约定和民俗观念等压制人性中的暴力冲动。
在这个思路上，走到顶峰的是霍布斯。他认为，人性是恶的，社会的秩序只能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系统得到维持。
如今霍布斯的《利维坦》早已经是经典的政治读本，他将圣经中的巨兽“利维坦”比作国家（state）。霍布斯生活在一个动荡纷乱年代，个人生命和安全毫无保障，他的国家学说讲了恐惧和自由：因为恐惧，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保障臣民的自由与安全；国家形成靠的是契约，人们依据契约将全部权利转让给利维坦；而高高在上的利维坦品行节制，忠诚地履行着维护人们自由权利的义务。
而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就认为，过去五百年里，欧洲和整个西方的暴力发生率都在下降，原因之一正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强大。
他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回顾了一些历史片段：“莎士比亚戏剧和格林童话中血淋淋的肢解；英国王室对家眷的处斩，美国建国者之间的决斗；还有对殴打妇女、虐待儿童、灭绝原住民的司空见惯和冷漠接受。”这些暴力场景都消失不见了。
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中世纪欧洲的凶杀率比今天要高出30倍；奴隶制、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常态，但如今被废除了；强奸、家暴、仇恨犯罪、严重骚乱、虐待儿童、虐待动物——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减少。
为什么现代国家制度强大后，暴力就减少了？平克说，这与识字率、商业和都市等文明进程一样，都让人们逐步能控制冲动，对他人怀有同情。这是一种心理学归因。现代国家制度降低暴力发生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暴力，私人和群体被解除武装、不具备施暴的权力，于是暴力整体上减少。国家被社会成员赋予的期望和权力，同样要求它提供基本的安全秩序。国家也需要通过提供安全秩序获得执政合法性。
暴力为什么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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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无知：寻求暴力的根源》（作者：罗洛梅译者：郭本禹方红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等歧义如何孕育冲突》（作者:罗杰古尔德译者:吴心越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固然，“利维坦”降低了暴力的发生率，历史和现实却都证明它也不可能完全消灭暴力。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利维坦”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真正垄断暴力。德国二十世纪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不过“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经常会面临来自群体（如运动或革命）和个人的挑战。所谓来自个人的挑战，就是个人施暴，即施暴者未经“利维坦”的许可就执行私人暴力。
如果继续向前走一步，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彻底防止私人暴力的产生，而只能事后才控制、惩罚？或者从施暴者的角度提问：施暴者在国家治理下何以还要冒险越轨施暴，他们的暴力来源是什么？
罗洛梅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提出，“暴力来源于压抑，来源于权力感的丧失”，按照他在《权力与无知》一书中的说法：
人人都有被人倾听、认可和理解的需要，人们才能确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他的存在与其他人一样重要。此外，这也给了他某种方向，让他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可以找到一点意。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无权的状态，“必然会导致冷漠和麻木，进而会为了追求那种极端的权力感而爆发暴力”。
罗洛梅说的“权力感”，大致可以理解成一个人掌控命运和生活的程度。但是，如何定义他说的程度，与谁比、到什么程度就是丧失权力感？与同时期的同阶层者比。这是《意愿的冲撞》全书要论证的一个观点，作者罗杰古尔德是一位社会学家。
传统意义上，人们一般会以为，冲突产生于不同阶层之间，比如穷人与富人、工人与企业家。古尔德则提出，“暴力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朋友之间或社会地位大体平等者之间，也就是对等关系中，而非领导与下属这类社会等级高低差异明显的层级关系中”。如果一个人认为，他与对方是同一社会位置上的人，就应该享有一样的资源、机会、财富或声誉等，甚至认为自己更努力理应更有优势。如果不一样，就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被剥削感。
然而，人们对社会位置或阶层的理解经常不一样。施暴者也可能错误地理解“同一社会位置（或阶层）”，把其他人误判为他的施暴目标，“造成误伤”。
只不过，古尔德的研究其实无法解释卡尔马克思笔下的十九世纪，也无法解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都是社会出现巨变的运动年代。他的研究更擅长于理解日常生活。常有论者吐槽，“反社会”的施暴者为什么不敢把目标设定为掌握更多权力或财富的人们，而要锁定为和他一样的普通人。古尔德的《意愿的冲撞》提供了一种解释。当然，向任何人施暴（自卫除外）都是违法的，都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赞美。
暴力是最顽固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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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译者：金衡山版本：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城市暴力的终结？》（作者:索菲博迪-根德罗译者:李颖钟震宇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
第四组书单回到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如何克服施暴？前面三组书单是去理解暴力与施暴，但是你也可以找到原书读一读，从中找到一些解决之道。比如柯林斯《暴力》中提到施暴者的紧张与恐惧，受害人也有一些具体方法可能使对方在行凶过程中产生紧张或恐惧，比如直视对方不回避。然而，到了现实生活中，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胆识，可行性甚微。或者说，任何“一己之力”都不太可能制止暴力。
雅各布斯认为需要一个街区“街道眼”（也可以称之为“安全眼”）。这些街道眼，不是别的，指的就是人们的眼睛，他们盯着街道和小区的各个角落，相互交流，维护着安全和秩序。但只有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才可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建立起这个无形的防暴工程。
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城镇规划史上的经典之作。书中观察到，传统街道上，邻居（包括孩子）通过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交流感和安全感，使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受到来自邻居目光监督的压力。现代城市的街道依然可以使街道眼成为城市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器官”，比如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频次，增加街道活力。这是因为，街道本身必须不停地有使用者。保证有往来行人，才能保证街道眼的功能。
显然，街道两旁和附近需要满足一定密集度的人口，设计也不能只是遵从景观美学。而一定密度的人口不一定导致城市病，他们既可以是劳动者、消费者，也可以成为安全守卫员。
问题是，如果施暴者是表演性（或激情）行凶，专选人多的地方，街道眼就不能运转发挥功能。如果“街道眼”背后的人们对眼前发生的场景无动于衷、或“心有力而力不足”难以聚集起来一起抵抗，“街道眼”也很难运转发挥功能。
那么，怎样才能让“街道眼”克服这些困难运转起来？这是《城市暴力的终结？》思考的问题。作者索菲博迪-根德罗观察了城市街区的实际日常状况，得出一个中规中矩的结论：防止城市街区暴力，既需要国家高效但不臃肿的警务系统，也需要高度参与的市民社会及其成员。他通过比较美、英、法等三地的城市街区治理策略提出，一个安全的街区，或者说一个能更好处理暴力的街区，都是国家与社会的良序合作。两者缺一不可。国家提供高效的安全秩序，市民社会能自发团结并行动起来，快速作出反应，全社会能对他们提供基本的正义环境。
博迪-根德罗更强调市民社会的集体动员力量，也因此，他更赞赏法国等欧洲城市的共同体精神，而不是美国的个体主义。
然而，他提出的方案过于依赖一地的文化，难以产生广泛的借鉴价值，比如以移民或流动人口居多的城市街区、新建不久的城市街区，因为这里的人们很可能没有公共生活，也没有一个共同认同的文化。更何况，如果为此要单独成立一个维持秩序的共同体或自治组织，就需要得到街区成员的认同，也要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它，而如何保证它务实不膨胀也是挑战。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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