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篆刻必须以书法作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于此,我以为还显得有些欠缺。 中国书法有篆、隶、真、行、草诸体,不必说专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即使他们都是贤能之士,恐怕也只能专攻其中的一、二种书体,何况是以治印为研究重点的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呢?现在确有一些篆刻爱好者不切实际,认为仅有一项篆刻家的头衔太不过瘾,最好再加一个书画家或理论家的桂冠。宋代的程颐曾经说过:“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人们评价一位艺术家的成就,往往不以他所涉猎和掌握的项目多寡来论定,而是检验他在某一艺术领域的创作或研究水准是否达到了出类拔萃、十分精深的程度。以当代书家为例,沙孟海、启功的行书,林散之、高二适的草书,蒋维崧、刘自椟的篆书,陆维钊、龚望的隶书都很有特色,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书家之所以受到书坛的认可,正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书体的创作水平和艺术品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事实上,这些书家除了擅长被人们所熟知而备受称赏的某一书体外,其他诸体也并非不通,只不过是他们深谙治学之道,善于扬长避短突出重点罢了。据我看来,篆刻爱好者学习书法与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在学习的目的和重点上应当有所区别。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是为了将来做书家,他们可在篆、隶、真、行、草诸体中任意选择。而篆刻爱好者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印章创作,准备将来当印家。因为他们有必要选取择与之密切相关的篆、隶书法作为临习重点,如果有条件,待篆、隶书法熟练掌握后再转学他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抱石先生曾在《中国篆刻史述略》一文中论及唐、宋篆刻衰落的原因,他说:这原因,“据我的意见是:(一)与篆刻相生相成的‘铭刻’艺术,魏晋以来突然的衰歇;(二)篆刻所赖以成立的篆、隶书法,六朝以后被软化渐变为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篆刻既和铭刻书法脱了辐,丧失了有力的凭籍,自然陷入沉滞的命运之中。”抱石先生所论,我以为是十分精辟的。反观我国印坛目前流行的一股肆意扭,扭曲、肢解印文,印面破烂不堪的恶札印风,其原因正是由于当今印坛鄙视篆、隶书法所致。现在有不少中青年篆刻家弃篆、隶,重行草(其原由尽管多种多样,但急功近利仍系主因),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展览中既不展印作,也不展篆、隶书法,而十分乐意展示自已的行草书。这一错误的导向已给学印青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日本现代篆刻大师小林斗盦先生的作品,我们大概都有不会感到陌生。他二十岁从河井先生学印,数十年来从未放松对篆书的研习(其书作从来不参加展览,也不轻易示人,只为篆刻服务)。他认为:“从事篆刻的人必先善写篆书,因为刻技与书法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运笔纯熟的人,运刀亦会自由自在。篆刻是讲求刀意的艺术作品,刀意必须浑然一致,所以我时刻都坚持这个信念,就是不善篆书的人,是没有可能刻得好印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