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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史上球星闪耀的苍穹中，苏轼不能不算是一颗耀眼的巨星。他的降生，曾一度使蜀地的山川秀水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是蜀地的丰草沃土孕育了他博大的文人气质，也造就了他的伟大。
　　苏轼在诗词文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山色空蒙雨亦奇”，“春江水暖鸭先知”透露了渺焉入无形的“物之妙”。苏轼的词，开创了一代豪放派新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是“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费。（1）“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十年生死》）开创了悼亡词之首创。
　　苏轼虽才学满天下，仕途却非常坎坷，多次遭贬折。在他的诗词中，也常常流露出人生不得意的抑郁之情，甚至于“欲乘风归去”，然而多数情况下他的抑郁之情都是短暂的，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他一生坎坷，却始终能保持那种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种豁然，这种旷达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到达的境界。所以苏轼那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一直为后世文人所敬仰。
　　素食知识渊博，思想豁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气氛中如鱼得水。苏轼不仅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他们本来都是相同的。他曾说过：“庄子盖住孔子者”，庄子对孔子的态度是“阴挤而阳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2）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思想时速是人生哲学观的基础。
　　苏轼其人，不仅后来的士大夫问人喜欢他，而且当今的人们也喜欢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其作为典范的魅力，每每激发和启迪我们从而去激发传统文化社会中的辩证运动。不仅如此，通过苏是人生哲学的研究，我们还可以领悟到，在出仕与隐退，理想与现实，宇宙与人生的矛盾中，一个诗人的灵魂是怎样挣扎，解脱，回旋和升腾的。
　　一.出仕与隐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入仕后奋力有用世之态.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朝政且勇于进言.长时间在宦海沉浮,反复面临人生抉择.尤其是感到失落以及政治上受挫,遭遇贬谪时,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他的"主心骨".在与王安石同朝而仕中,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挤和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正事.他先后在杭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灭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越。甚至在贬到惠州时，他还捐助修桥两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按照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处在被疏或自疏的境地，必将坚守独善之道了，但苏轼那种“致君尧舜”的积极入世却是从小就扎根在心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总是促使他不自觉地“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即使是“处江湖之远”他也不单单是只忧其民，而总是找机会为国家出谋献策。他44岁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在离开黄州而往汝州途中，他会晤了王安石，因为他看到当时大兵大狱连年不解，恐怕重到汉唐灭亡的覆辙，请求王安石向皇帝出言相救。王安石却本着“在朝则言，在野则不言”的侍君之道，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苏轼这时说道：“上所事君者非常礼，公所事上者，又岂可以常礼呢？”王安时闻言大呼：“安石须说”（3）。不难看出，苏轼在艰难困顿中不忘国事，并不是象许多失意文人仅仅流露于慨叹身世的辞赋中，而是在捕捉可能的机会，为国家和民众做一点切实的事情，哪怕是间接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的批判，也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思想的批判。他毫不畏惧权贵，勇于进言，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从而证明，其灌之始终的人生之道，正是自强不息的儒家弘毅之士的精神。
　　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仕途的曲折和险恶，“三十三年，漂流江海，万里烟浪云翻”，隐退的内在要求格外强烈，而朝廷一旦“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铁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仕之间徘徊。
　　苏轼常言：“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则放”。静就意味着审物静思。达似放而非放，其精髓在于顺应自然，莫强求，莫胶滞，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苏轼之谏神宗，所谓“镇之以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正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治的观念。一言蔽之，审物静思，顺应自然是他的思维模式。或穷或达，事无大小，他都以这种方式去推理。（4）
　　苏轼虽然谨守儒家教义，但其思想意识的归依，还在于释道。从苏轼立身处世的实践就不难发现，他的人生毕竟是积极的、乐观的。这种旷达乐观，其立身处世的心理准则，还是体现着儒家的精神。那么，释、道的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又体现在何处呢？熙宁中，他不能见容于新党，几遭诬陷，于是自请外放；元佑中，又不能见容于旧党，结果依旧是自请外放。两次都是自己要求的，可见他并非不识时务。元丰年初，被贬黄州时，其身份是”罪废“，政治上的失意引起生活上的急剧下降。家眷到来，“债负山积”（《与张淳书》），直此之际，他在给秦观的信中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从此胸中都无一事”。显而易见这仍旧是“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的态度。（5）这种无为而为，顺应自然的态度，自然容易使人们把他看作是道家精神统摄的人物。
　　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苏轼作品中往往流露出虚无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情绪。政治上的分裂和冲突，使他只能用禅宗的般若空观淡化和消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表达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情绪。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虽声称“知陶者，苏轼也”。但他还是不会学陶渊明去做一位采菊东篱下的隐士。在苏轼的诗中，人生如梦的主题常伴随着深沉的慨叹，并不轻松达观，尽管看破红尘，却难舍红尘。“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疏落泪斜横”（《天竺寺》）。苏轼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吸收佛理，所谓“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正是因为苏轼始终未脱根尘，才使他的诗在旷达诙谐之外，保持着生活的热情，别具一番咏叹的情调。
　　二.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行》）抱怨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对这种为名利而忙碌奔走生活的不满。他的漂泊感，沦落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处萍漂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南两度被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灭，“宦游处，青山白浪，万事千迭”。词句中饱含着曲折和难言的苦衷。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宋神宗九年苏轼在密州所作。当时他政治上处于不得意，和胞弟又是七年没有团聚，心情抑郁，可想而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舞弄清影”虽然写了月，写了酒，写了舞，却没有丝毫的欢乐和半点的自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在词中寄托的是尚未确定的矛盾状态——既不敢信心百倍地上，又不肯死心塌地的下；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一会儿理想，一会儿现实。借中秋明月抒发出来的矛盾精神，借骨肉离情体现出来全缺观念。全是理想境界的现象，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可贵的是在抒情起伏过程中，诗人始终能以高贵旺盛的乐观主义来对待残缺的现实，并坚持完美的理想。（6）一轮灿烂的明月，从篇始照到篇末，从现实照到理想世界。作者虽又有犹豫，并无悲哀；虽有怨恨，并无颓唐；虽没有良宵佳节的欢乐，但对未来生活也没有失掉信心。
　　在苏轼所处的年代，朝廷党争争斗不休，再加上国力贫弱，国策保守，决定了苏轼“道大难容，才高见嫉”的命运。对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追求富贵利禄本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在苏轼看来，荣枯如电与风一般过眼即逝，富贵只是一种哲学现象，没有必要留恋。《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而不醉，陶然有余欢”。苏轼虽也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但却能安时处顺，乐观旷达。经过乌台诗案，黄州生涯，苏轼更加深感人生的虚幻性。“人生如梦”只不过是抵抗忧患贫穷的麻醉剂，也是对待富贵荣华的“醒汤药”。绍圣元年，苏轼贬谪岭南，禅宗思想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是他随缘自适得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他的《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建中靖元，苏轼遇赦北归，他以平静的心情来对待人生的又一次戏剧性转机。“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诗人在对人生的这种大彻大悟中得到了解脱。
　　三.宇宙与人生。“阎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世凄凉，回首便他年”。这种对于人生短暂的慨叹，他在《赤壁赋》中就宏观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是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他不止一次地感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集》）。所谓“人生如梦”，既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己把握，即《临江仙》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苏轼虽然深切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对于人生现实，他采取以不退避为退避的原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不为风雨而狼狈，不为晴朗而欣慰，既不信人生会有坎坷，也不信人生会有坦途。因为不管风雨还是晴朗，都不过是“人生到处何相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使苏轼在自我体验中感到轻松释然的意味。
　　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他率真旷达，又在庄子的逍遥思想浸渍下，早年便怀齐物志。对现实保持着不即不离，能入能出的关系。在官四十载，近一半时间在贬谪中度过，若是其他人，可能早就愤世嫉俗了。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又如“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哪里是被贬流徒，分明是神仙来了。
　　苏轼为后人所景仰的人生态度，不仅表现在逆境中的从容，又表现为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满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受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子”，他还告戒自己：“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苏轼这种在顺境中的淡泊自守的品格也是难能可贵的。
　　东坡词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原因是他汲取了儒、释、道三家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力，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再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