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才能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纵观行政权力(下同)之历史，自文明起，权力就一直掌握在君主、皇帝手中，人民参与权力是通过起义、反抗等暴力革命来达到，如国人起义、秦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总伴随着绵延不断的暴力革命。原因何在？
　　天地洪荒，盘古开天地起，华夏民族便要与残酷的自然环境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华夏确立了王、帝、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黄帝有四岳为其出谋划策。但四岳与黄帝的关系是上下的服从关系，并不是并列的监督关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也不过是为五霸七雄出谋划策，希望自己的学说得到国君的青睐、实行而已。诸子百家探究的不是自然，自然在他们的学说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象征手法。他们探究的是社会，是权力。希望国君按自然的规律去政治社会。他们本身基本上是诸侯的官吏。他们带有一种无法改变的臣从心理。
　　纵观法律的历史，自其诞生起，统治者早已形而上了，统治者掌握法律，而不是法律掌握权力。中国历史上，由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到包青天时刑上亲王已经很大胆了。权力（统治者）高于法律，对中国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这种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导致中国历史特有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文化大革命。
　　苏联崩溃、百年老店国民下台，内地大部分人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幸灾乐祸的心理。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那么你应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它们正在重构权力与法律之关系。这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家的观念去衡量，还是以社会的观念是衡量一个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程度。

　　中国传统中家的观念非常浓重。家的特性是：父权；本质是私有。中国传统政治（权力）是实质是：以家治国。《史记》帝本论中叙述尧选择舜做接班人：岳说：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 下汝于妫讷，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尧以为圣。召舜曰：……汝登帝位。到了春秋时，孔子更理论化之为齐家治国平天下。
　　父权具有不公开性、先决性、非约束性，本质是三不公：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它表现为威天下。它构建的社会要求臣民绝对的服从。思想上的服从，行为上的服从，利益上的服从。一言以蔽之，家天下。其结果呢？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利弊不言而喻，唐朝强盛，近代屈辱。历史已经证明家天下不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处方。家天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家的观念必须彻底改变。必须代之以社会的观念。
　　搞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理论界对社会这一基本概念其内涵、外延，其实质、作用的认识缺乏深刻的、理性的认识。
　　社会的本质是三公：公平、公开、公正。公平是机会问题。社会要提供人自身发展的机会。给予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公平竞争的机会。公开是操作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企事业的财务公开，公开招标，实行听证会制度等。公正是监督问题。竞争的趋利性，自私性，单向性必须予以制约、监督，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没有制度化，是不可能保障社会的公平、公开的。监督机制不进入宪法，表现出的随意性，可有可无，是社会公平、公开的最大隐患和后患。
　　对权力进行制衡，是社会的重要作用及功能。权力，其实是从社会中来，理应回到社会中去。人民必须真正参与权力。人民参与权力的深刻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吸收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潜质。
　　对权力缺乏制衡，势必出现权力膨化现象，从而导致权钱交易盛行、官官相卫、仗势凌人，攀附权贵。社会的一切活动皆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制约社会的一切活动。
　　权力失控必将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的公平、公开、公正也将随之荡然无存。
　　所以如果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以法律为中心，以法律制衡权力，把法律放置在上层建筑的基础部位，以法律来上控上层建筑，下控经济基础，以法律砍断权钱纽带、权势纽带，将权力排挤出经济基础，将权力迫回上层建筑之中，必须让它与法律并立吧！

法律与权力的现代性关系——法律是权力的异化
传统的“法——权”关系与现代性存在着严重矛盾，因此它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社会要良性发展就需要建构新的“法——权”关系。我们认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法——权”关系是“法律是权力的异化”。
异化是出自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是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存在,并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法律是权力的异化，首先暗示着先有权力后有法律。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律吗？国家权力不是来自于宪法吗？我们必须明确，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所构建的“社会契约论”不过是一套理性建构的理论，而回顾现实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权力是来自于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权力来自暴力是人的本性使然，虚荣心和自利性是人的本性。天使相信真理，野兽相信强权，只有人相信“强权即真理”。
权力来自暴力，缘何产生法律？从主观方面来看，当权力试图为自己缝制一件合理性、正当性的外衣时，它就拿起了法律的针线，并且不忘逢上几颗璀璨的纽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举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大陆政府要统一两岸，要将自己的权力作用于那块现在还没有作用到的地方，为了给这一权力行使提供合理依据，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这之后只要依法反分裂就是合理的反分裂了。从客观方面来看，由于权力与暴力相联系，因此，独有权力极有可能引发暴力的滥用，出现以暴易暴的权力更迭。所以权力需要法律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当权力的意志一旦被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它就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了。法律以国家的形式而存在，但不是国家的意志。哈耶克提出要区分“法律”与“立法”这两个概念。法律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处理的规则，而立法则是一种意志性的东西。“法律是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出现在现代立法机关诞生之前”。社会的进化过程就是意志的淡化过程。
法律因其特殊性，自其产生就背叛了权力。即使忽略掉“自然法”有争议的伦理性色彩，法律的特性至少有两点：第一，法律的公开性，不论是在大范围内公开，还是在小范围内公开，一经公开的法律，就成了“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第二，法律的稳定性，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当权者也怕出尔反尔会引起“狼来了效应”。更何况“自然法”中的许多观点是不容忽略的，毕竟法律的原则和价值是先于法律条文而存在的。正是在这两点上，法律成为了权力的异化。因为，权力的本性是支配、操纵、控制和为所欲为，而公开稳定的法律恰恰是从本质上对抗任意性的。英国学者金斯伯格讲“正义观念的核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权。”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也指出“只要行使的是任意的权力，那么无论它同所依据的东西有多密切的联系，也不管它是多么符合认为定义的语词，它都是与一般法律观念向违背的。一个只考虑自己瞬时兴致的转制暴君，根本就不能被认为在司法，即使他自称是在裁判其国民间的纠纷。”当权力制定出法律，权力就将面临一些绕不开程序，权力就不能像只有权力时那样为所欲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制定法律是一种“木匠造枷夹自家”的行为，以至于有些权力受不了了，于是就产生了建了公检法又要砸烂公检法的闹剧。
法律成为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认识论上的异化——权力来自法律,法律应制约权力，这是现代宪政理论的基本观点，此时的法律是“权利”的代名词，本文就不再赘述。第二，功能上的异化——法律与权力的竞争。
正是基于“法律是权力的异化”这样一种认识，信仰法律才有了意义。徐章润先生在讨论“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时讲“法律信仰意味着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和文化皈依”，这一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信仰法律本身也有其独立的原因和意义，这原因就在于相信法律能够背叛权力，相信法律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有了这种信仰，法治才得以可能。
即便是到了全面法治的社会，权力依然存在，法治社会并非意味着抛弃了权力的法律统治（rule by law which goes without power）,真正的法治是法律本身获得力量的统治(when words by which law is written get their own power)。法律的力量来自公民的信仰，当公民相信是法律而非权力能够更好的解决他们的纠纷、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法律本身就获得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来源于权力，而法律又在与权力竞争。这种竞争将提高法律与权力的效率，通过竞争法律将趋向公平与秩序，权力将趋向规范与合理。因为法律与权力的竞争具有正向的效应，所以这种竞争要保护。因为这种竞争从本质上讲是法律人与“权力人”（政客）的竞争，所以应当切断法律人成为政客的可能。

年少时有多种梦想，渐渐地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奋斗着，冷落了父母，凉了我们生长的温暖的家。当我们的孩子长大，说着我们小时也说过的话，体会到了父母的辛酸。时光从身边悄无声息的流淌，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伫立在人生彼岸，年轮更迭中渐次抵达的苍老，枯瘦了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