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中的“瓶颈”指代什么

所谓瓶颈，就是实指瓶子内部狭窄的腔体、狭窄的通道，比喻为“卡脖子地段”。经济发展的瓶颈，意为制约经济发展的要害因素、制约因素。地区经济有地区经济的发展瓶颈，行业发展有行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并且，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制约瓶颈，旧的瓶颈制约因素被突破之后，就会获得一个阶段性的成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还会出现和面临新的制约因素、新的发展瓶颈。
以下文字为分析制约我国近年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有资料表明，中国近年已有多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这是国务院重点“点名”认定为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问题最为严重的行业，它们基本都是重工业。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水泥产能18.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电解铝产能为1800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3.2%；造船能力为6600万载重吨，2008年国内消费量仅为1000万载重吨左右，70%以上产量靠出口。在产能已经过剩情况下各地还在这些领域继续投资。
　　除了国务院“点名”的产能过剩的产业外，事实上汽车、家电、服装、家具、玩具、白酒、饮料以及其他众多的日用消费品行业也早已呈现了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不只是此次金融危机独有的现象。
　　对于产能过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走到产能过剩这一步。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受资本积累等经济发展因素的制约，经济甚至可能出现“短缺”，但最终表现的不是短缺，而是靠提高价格来抑制较高的需求，从而令供求关系平衡，此时如果存在高储蓄率可望得到高增长率，但是，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出“过剩经济”，这是受需求的约束。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本不该出现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它却发生了。产能过剩暴露了中国经济所遭遇到的如下几个发展瓶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体制（政府控制较多资源且急于发展）与经济发展瓶颈的冲突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第一个瓶颈是技术。这些过剩产能的投资为什么投资于已经过剩的产业，而不投资没有过剩的产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技术的限制，那些没有过剩甚至还没有开发出来的产业可能需要更高的技术，而这是投资者尚不掌握的，尤其是规模小的企业它们受到的技术限制更强。如果在技术上有开发新产业的能力，谁也不愿意投资于过剩产业。
　　第二个瓶颈是有效率的资金。所谓有效率的资金（简称有效资金）是指考虑市场前景和成本-收益比较的投资资金，通俗点说，就是考虑投资是否能赚钱的资金，这种资金计算投资风险，尽管也冒风险，但是属于审慎的冒险，并且在投资中尽量节省成本。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不缺少投资资金，但缺少有效率的投资资金。现行体制下的投资资金有两种，一种是政府投资，它对投资效率顾及的较少，其投资论证大多是为了应付审批，这种投资很可能被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和腐败等因素所支配，很多地方政府投资都属于缺乏效率的资金。
　　另一种投资资金是民营资金。民营资金肯定是考虑投资效率的，因此，从主观上说属于有效资金，但是，客观上它也可能成为无效率投资，有几个因素导致这一结果，如小民营投资者投资的盲目性令其在不太了解或没有很好评估市场前景的情况下投资；行业内存在大量低生产率企业，它们受技术限制无法投资更高技术的产业，这刺激了具有相对的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民营资金投资于该行业，令该行业形成产能过剩，而原有的低生产率企业就成了即将被淘汰的无效投资。民营投资往往是因为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的限制才沦为无效投资的，但有相当数量的民营资金还是属于有效资金，它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有效率的资金一般不会产生产能过剩。
　　第三个瓶颈是人才或人力资本。过去，某些城市新建的开发区招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曾发生雇不到合格工人和职员的情况，这就是遭遇到了人才瓶颈。其实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这些人才缺乏或部分缺乏都将制约经济发展及其速度。这与前述的技术瓶颈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技术瓶颈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的技术还没被人所掌握，而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人就成了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
　　第四个瓶颈是需求。在一个已经供给过剩的市场上，需求瓶颈来自于“饱和需求”，尽管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不承认这个概念，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在不成熟或没有绝对过剩的市场上，可能是收入水平和分配状况导致需求瓶颈。然而，需求瓶颈不是绝对的，在经济国际化或全球化情况下，可以靠出口替代国内需求。因此，需求只是一个或然性的瓶颈。
　　上述四个方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从反面看，它们则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素或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果具备了上述四个因素就可以形成经济发展，至少可以形成经济增长。前三个因素（技术、有效资金、人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供给，最后一个因素是需求，供给与需求组合产生了行业市场。其实所谓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无非就是原有行业的扩张、升级（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使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行业的诞生，最终导致GDP总量增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上述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口吞个胖子。就GDP而言，像中国这样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长率已经很高了。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是在市场经济运行即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中成长的，如消费者需求增长取决于消费者收入增长，后者又依赖于消费者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或自己做生意，而这只有在投资增长、新企业诞生（即供给增长）情况下才能实现，即需求增长依赖供给增长，反过来，需求增长刺激供给增长；有效资金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步积累的，人才和技术也是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后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将上述四个方面作为瓶颈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概括为一个瓶颈——“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经济现在遭遇的正是“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制约，尤其是缺乏具备规模的有效资金，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上已经没有民营资金，民营资金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它的投资及其增长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GDP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高增长率增长的情况下，还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发展瓶颈”，这似乎就不是经济发展因瓶颈因素作用发展太慢了，而是我们对经济发展期待太高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追求高增长。这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各省之间有一个竞赛的问题，谁都希望在竞赛中领先，尤其是落后省份，收入增长、就业等压力更大。在有效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常常用政府投资来代替，由于技术和人才甚至需求方面也受到制约，只好投资于已有产业甚至是过剩产业，最终酿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产能过剩就是畸形发展的一个表现。地方政府急于发展是产能过剩的诱因，但也是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
　　近两年，金融危机及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十分罕见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下滑，价格指数下跌，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两千多万，再加上近千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面对这种情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还焦急，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应该说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情况危急之下没办法太多地顾及代价。这一举措令中国经济避免了一场大衰退的灾难，但是负面效应也产生了，原本就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并且许多地方在产能过剩的领域继续投资。这同样是强行推动经济增长导致的畸形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那就是协调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经济中，必须处理好协调问题，包括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间的协调。人类曾构想了两种解决协调问题的办法，一种是衍生于马克思设想的原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它主张以事前的合理规划避免不协调，另一种是市场经济，它以价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如果不协调不可避免，那只能事后处理。计划经济因激励不足等原因最后被市场经济取代。
由此看来，人类关注协调问题由来已久，有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就存在协调问题。市场经济中，协调同样重要，产能过剩就是协调出了问题，为保证协调必须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经济规律，经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