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矛盾与鲁迅的小说艺术

无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中，关于鲁迅与茅盾的激烈争论或悬殊评价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陆曾经竭力将鲁迅与茅盾“神圣化”的时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评价迥异的研究。尽管其中难免也会有别样的扭曲，却毕竟有一些堪称扎实的学术研究，并在相宜之时对大陆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中，加之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实践，使鲁迅研究与茅盾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并从这些新的研究和阐释中，体现出了鲁迅与茅盾的当代价值。
但不可忽视的是，受各种复杂思潮的影响，也掀起了贬鲁亦抑茅的冲击波。就新时期以来的情况看，这股冲击波大抵经历了“三部曲”：一是贬其艺术，将现实主义视为过时之物，用纯艺术和现代派的放大镜来审视的结果，或说鲁迅既无大的杰作又很快趋于创作力的衰竭，或说茅盾理性过剩、主题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贬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圣化鲁迅与茅盾为口实，而蓄意将他们庸俗化乃至丑化，或谓鲁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称茅盾损人利己、官瘾十足，并常常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用潜意识理论来主观揣测鲁迅与茅盾的所谓隐秘心理，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体否定、坚决抛弃，虽然骨子里几乎是仇视鲁迅与茅盾，但表面上却要借着反思或创新的名义，于重评重估中行颠覆决裂之实。有时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认他们是什么大家、大师而已，有时则措辞尖刻尖锐，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要让他滚一边去。至于对茅盾，更是不屑一顾，简直将他当做了极左政治在文艺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实行”的拜物主义、金钱主义和“虚妄”的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汉学家的负面影响，鲁迅与茅盾所遭到的责难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见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里鲁迅与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对象了，甚至在有的浑身“后现代”味的人那里，还要被莫名其妙地骂上几声。岂不知就在他们刻意地“耍酷”、“潇洒”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鲁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潇洒！”事实上，在更多人看来，鲁迅并没有远去，他就真实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已经不再是涂满红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单纯是作家或战士，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个让人景仰也让人亲近的人，一个性格丰富而又复杂得让人说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与此有些类似，真诚地怀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会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轻重，他的风度、气质真的是倜傥风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强精进、奋发有为，也着实令人生敬，远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鲁迅与茅盾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是相当普通的无名的少年儿童，甚至也都有摆脱不了的失去父亲与家道中衰等纯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们的不懈追求与历史机遇的慷慨馈赠，使他们有幸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并相继成为真正“重量级”的大作家，这早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处于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们，必然都要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看待鲁迅与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针锋相对都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有些观点有违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表现出明显的歪曲甚至别有用心的目的，则需要甄别与辨析。比如，较之于过早去世的鲁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为官的晚年经历似乎招致了较多的指责和批评，好像他的贴近时代的思考和高寿居然为他加多了耻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鲁迅那样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俨然有些类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这两位生前结缘很深的现实主义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对立的人物，一个重于泰山，一个却轻如鸿毛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鲁迅与茅盾呢？
如果让笔者简洁地回答，这就是：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这也意味着他们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
而作为思想化的重要资源，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际业已证明了这点。正是这“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来了各自的“新时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学术成果。而从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鲁迅与茅盾在话语中的“复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复活与生存中体现出的活生生的当代性。比如鲁迅面对文化冲突的“独立意识”与茅盾感应时代需求的“秘书意识”皆非常鲜明，同时作为他们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个性构成、创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与此相关，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相比较也可以说鲁迅的自由意识或个性意识强于茅盾，茅盾的秘书意识或服务意识强于鲁迅。但他们都追求穿透现实、超越文学，成为广义上的“文化工作者”）。而这样两种意识的当代延宕，还在模塑着这样两类作家，他们都为社会所需，作用各有侧重。值得说明的是，鲁迅与茅盾都共同忠诚于他们的“时代”，由此使其人与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气，故他们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隶。
二
我们应该持有理性态度，从学理层面来关注大师的当代性。古今中外的大师，大多都是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情结的人，研究他们的意义除了历史意义也应有当代意义，而这意义即生成于与此相关的“当代关怀”，研究者的认识、体验、情感等主体性因素在这方面当会得到必要的发挥。此外也有必要确认，有无“当代性”诚是检验能否成为大师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大师的当代性影响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大师之所以存在的确证。比如从茅盾与新中国文学（特别是与17年文学及新时期文学），茅盾与中国资产阶级命运的思考和描写（特别是对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和异化人生的描写），茅盾与人生派或社会剖析派，茅盾与现代长篇小说及“茅盾文学奖”，茅盾与当代文学评论，茅盾与地域文学，茅盾与都市文学，茅盾与女性文学等方面，稍具文学史常识者皆可清晰地看到茅盾存在的当代性。所以在我们看来，具有如此成就和广泛影响者，自然可以也应该被目为大师。而鲁迅的当代辐射面无疑更广，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批判、文化反思与精神重建（国民性改造）等方面，以之为师的人也正有增无减。尽管围绕鲁迅及其杂文、茅盾及“茅盾文学奖”的争议很大，但人们确实感到鲁迅与茅盾凭借自身与历史的综合实力，早已进入了动态发展的文学“现场”，而成为争议人物本身，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他们的“在场”。当然，本着理性精神，我们还应该看到大师的相对性。大师并非万能，特别是从多元文化格局来审视，大师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大师，不可能覆盖所有文学流派，并为所有后来人承认。而具体言说大师，也往往只能在特定层面上展开。如从文体创造角度看，可以说鲁迅与茅盾是小说艺术大师，茅盾更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大师，鲁迅更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大师，但却不能说他们是现代诗歌大师或戏剧大师；从文学流派或风格来看，可以说鲁迅和茅盾主要是现实主义大师，但不能说他们是浪漫主义大师，等等。显然，我们只能在某种相应的语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谈论鲁迅与茅盾的“大师”身份。
我们注意到，尽管前些年有人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什么座次，但人们通常还是在文学史上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并提的，所谓“鲁、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说毕竟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虽然有人执意要改变这种“格局”，但从“历史”存在的真实情况看，这种现代文坛“三大家”的称谓确是“历史”（现代史特别是现代政治文化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史，尤其是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就不能不较多地关注他们的巨大存在。但在文学“接受史”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过程中，却会发生调整或变形。然而无论如何，鲁迅与茅盾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位作家，特别是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名世的广有影响的两位作家。鲁迅被很多人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显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与伟大的理论批评家，誉之者也是不遗余力的。但这些“定论”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挑战。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极其反感的缘故，当今社会是不太喜欢“伟大”这类词汇的，对原来被称为“伟大”的人和事，大多开始予以颠覆。其实，所谓“伟大”者，也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有很普遍的良母表达了母爱就被称为“伟大的母亲”吗？不是有人因为偶然事故中的勇于牺牲就被称为“伟大的英雄”吗？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为“伟大的天王”吗？所以称鲁迅与茅盾是“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没有必要惹某些人产生那么多的不满，尽管后者似乎严肃得多。就在这种既消解“伟大”又滥用“伟大”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注意到，即使是那种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类的游戏方式将茅盾逐出文学文类（如小说、散文等）大师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茅盾在文学理论、批评、创作和领导等几乎各方面都影响巨大，如果总体上排‘文学大师’，他是鲜有匹敌的，第二位置应当之无愧……”[1]
请看，这里不仅承认茅盾是“文学大师”，而且还被放在第二位！可见本欲将茅盾大加贬低甚至扫地出门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项全能”的名义下，仍给茅盾留个重要的位置。不过，在小说、散文（包括杂文）等具体文体创作的“大师”行列中踪迹全无的人，居然也会被普遍视为文学大师么？这实际是那些看似“游戏”而实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并不简单的问题。近期报载《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2]一文，其中介绍了批评家吴亮的高见：“国内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钟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击了一大片，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争。”
原来如此！可见问题确实非同小可，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样的排座次居然也带有“派”的味道，其实也有“冷落当官的”之类的动机，与“精英意识”和“民间立场”都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有的人已经习惯将“老外”的态度为态度，要看着“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也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作家的评论。在这样的人看来，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即代表着“世界”，其流行的价值观仿佛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国作家是否为文学大师也要看“老外”的态度。于是就将学舌的结果体现在重排“座次”上了。现在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反思文学史和那些“座次”，而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如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等）去反思和研究。
不为这种否定鲁迅与茅盾的思潮所动而坚持有关研究确是难能可贵的，敬重鲁迅与茅盾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在研究鲁迅与茅盾时固然也要越深越细越好，但却不应该依循那种神化圣化抑或无微不至的理路。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后来者不应重蹈覆辙。可以肯定地说，基于迷信而产生的“崇拜”与“利用”，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对领袖还是对作家，其实也都隐含着某种“危险”与“危机”。尤其是在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对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条件反射似的令人想到“复杂”二字。谈论鲁迅与茅盾，自然也就要顾及“全人”，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半张脸”。
三
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与茅盾，其存在的“当代性”自然也体现于人格及文格方面。倘从生命存在的真相看大师，则凡为大师者必为复杂化的存在，而复杂化的存在必然蕴涵各种矛盾，但复杂意味着丰富，矛盾意味着活跃，由此透示着某种深受当代人所欣赏的魅力。鲁迅与茅盾的人本及文本没有从当代视野中隐去，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于是就有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求实求真的探索，就有了对鲁迅“反抗绝望”精神特征的深入细致的发掘，还有了对鲁迅个性心理包括性爱心理的分析报告，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孙郁的《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郜元宝的《鲁迅六讲》等研究著作，就在确确实实更为贴近鲁迅本身的同时，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研究对象的莫可名状的沉重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此外，在近些年来推出的大型的“鲁迅研究书系”（袁良骏主编）以及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丛书中，都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丰富的鲁迅。事实上，基于现实生活和外来影响所生成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自由言说的权利，这也就为从各种角度、各种层次来认知鲁迅、体察鲁迅提供了可能，从而能够于众声喧哗中时或听到相当新颖的声音。一些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增强，由反思、细读、透析导致了一系列新锐的发现，特别是在鲁迅本体、作品本文的研究方面，多有创获，深层的东西发掘得越来越多。譬如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对鲁迅创作文体的研究，对鲁迅文化心态的分析，对鲁迅“中间物”哲思的寻绎，对鲁迅情感世界的叩询，以及对鲁迅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追索等等，均有新的探索与收获，格外鲜明地显示了鲁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鲁迅研究相仿佛，自新时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发掘着茅盾的“丰富与复杂”的同时，也在努力去了解茅盾的“矛盾与困惑”。也许，当代人的人格最明显的特征是矛盾，而这样的“当代”人格在鲁迅与茅盾身上可以说就体现得非常鲜明。过去，由于某些言语的遮蔽，以及茅盾自己的回避，我们总觉得以“茅盾”为笔名的这位作家并不那么“矛盾”。在观念中多以为茅盾是理性很强大的人，很少表现出自己的矛盾，即使表现出来也是短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茅盾的矛盾即使没有鲁迅那样“深广”，却也是相当显著和深刻的。就茅盾一生所遭逢的矛盾而言，确实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初尝矛盾的茅盾；陷入矛盾的茅盾；逃离矛盾的茅盾；矛盾一生的茅盾。对于这样一个干干脆脆以“矛盾”为自己命名[3](P6)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在笔者看来，值得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即使仅仅谈他的“矛盾”（从他原来的坦然承认矛盾到他后来有意无意地遮掩矛盾）也是个难以一时说尽的话题。他的矛盾，他的苦恼，他的失意，他的无奈，甚至他的失误，他的虚饰或包装等，也都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过去，人们对后来似乎总是在有意回避矛盾的茅盾，出于爱戴或其他原因，很少谈他的矛盾。好像茅盾也因此而“单纯”或“单调”多了。其实，这并不是茅盾的“真实”或真实的“茅盾”。从比较直观的层面看，也许茅盾的复杂会比鲁迅更明显一些。因为一般说来，鲁迅总是那样冷静冷峻、深刻深沉，而茅盾却在不少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和旅日前后，既热烈而又沉静，既浮露而又深刻，既激进而又正统，既细致而又粗心，既博大而又浅薄，他谨慎、随和，但有时却也大胆任性并固执己见，这些都生动地表明茅盾是个矛盾的人：他在中西文化之间矛盾，他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矛盾，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他在自我表现与社会再现之间矛盾，他在家庭义务与浪漫感情之间矛盾。他的矛盾也体现了社会与人生的普遍矛盾，但如今似乎被这个更加矛盾的世界遗忘了。然而世间总还有为其“矛盾”所吸引的人在，他们对茅盾的理解，却并不因为茅盾或他人的“单纯单调”的说明而总是“单纯单调”下去；茅盾的矛盾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其人生遭际中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对他本人来说虽然都成过去，但更多更深地了解茅盾，对当代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把握人生毕竟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
自然，矛盾复杂而又多所探索和创造的人生，肯定是相当沉重的人生。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即鲁迅与茅盾都是“沉重型”的人，而非“轻浮型”的人！我们所说鲁迅与茅盾是“沉重型”的人，有着多层含意：1.人生体验的沉重感：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都可以说明这点，尽管他们也偶有消闲和娱乐，但他们在忧患中辛勤工作却画就了他们主体的形象；2.个人理想与人生规范的沉重选择：使命感的强烈，新道德的确立，为人生、为进步的信念等，是鲁迅与茅盾在文化、文学事业追求上自觉的担承；3.多方兼顾和寻求平衡的人生建构：鲁迅与茅盾在人生与艺术上，总是力求兼顾现实性和超越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感性与理性、自我与社会的统一，使得自己的人生不能不沉重；4.历史贡献的沉重：他们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无法否认的，作为重量级文人与作家的历史性存在，特别是鲁迅，分量尤其“沉重”，注定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5.鲁迅与茅盾之教训的沉重：他们既非“完人”，就会有不足和失误，又因为是文化界的“大人物”，影响很大，其身后被利用也有目共睹，所以教训确属沉重。从鲁迅与茅盾本身来说，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严格的自我解剖和提醒他人严格鉴别，表现出了他们的诚实。为了这种诚实，也令人肃然起敬。
但对他们不敬且要“清理”他们的人的存在与繁衍，正表明他们被“骂”的日子似乎很难终结。国内如王朔者流对鲁迅的误读，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把鲁迅的“沉重”读解成了“虚伪”，化作了轻飘飘的玩笑，言语间还不无讽刺之意，于是转为中国版“后现代”的轻浮轻薄和平面化世俗化，这是对“沉重”型人生的崇高、责任和使命等实际人生内容的“缺载”与“消解”。比如他在《我看鲁迅》[4]中转述鲁迅《狗的驳诘》的意象内容和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名言，便用了“痞子文学”常用的语调，结果鲁迅式的“沉重”被轻而易举却又是非常残酷地消解掉了。在港台与海外也有人刻意要消解鲁迅的“沉重”。如知名散文家董桥就娴于运用这种方法。他在《甲寅日记一叶》、《叫鲁迅太沉重》等文中，就道出了一个“不沉重的鲁迅”，一个“古意盎然”和“向往游仙”的鲁迅。而作为文化战士、文化伟人的鲁迅却远去了淡化了。[5](P311-314)这样的鲁迅可以使他们放心，可以引为同志，没有“生命承受之重”的日子，大家都轻松自在，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个世界也就变得更加惬意和美好了。这种回避沉重人生而一味追求轻松人生的选择，虽然对于个体而言是拥有这种权利的，但对于现实中的整体而言，却近乎“瞒和骗”，对丑恶的现实、腐化的灵魂往往起到遮蔽与保护的作用。鲁迅当年对性灵文学、闲适文学的批评早已揭示了这些文学的消极作用，对今天的人们可以说仍有警示的意义。对茅盾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他的超文学的人生选择，一些人给予了指责。这里有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局限，更有对政治文化盲目拒斥的狭隘，仿佛只有他们心目中纯而又纯的文学女神才是人生的一切。也有人称茅盾的文学创作陷入了自我颠覆的境地，茅盾的政治选择和理性表现是悲剧性的存在，如此认定的人同样将茅盾的人生视为过于沉重的人生，其文学也有着太沉重的东西，于是也要通过自己特殊的解释方法，将茅盾文学与人生中的沉重按自己主观的愿望进行“卸载”。如果由这种批评思路能够总结出茅盾人生与文学中存在的严重教训，那是正当的，必要的，但由此导致对责任、使命、道德、理性等人生意义和“为人生的文学”价值的“卸载”，那却是相当危险的。在如今做个有良心的作家确实很不容易，趋“钱”附“性”的所谓文学大有垄断市场之势。不少顶着作家头衔的人，根本不关心现实生活的真实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总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们或写些已故文人的浪漫故事，或写些帝王将相的陈年旧事，或炮制一些男女乱爱的风流情事，或堆砌一些三教九流的灰色琐事，如此等等，皆可信手写来，不假思索，戏说生活，闲话人生，玩弄文艺，其乐何如？然而由此对良心的放逐，却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将有更多的人受到污染，变得没心没肺，丧心病狂，灵魂被名缰利锁缚住，躯体也被物欲横流淹没。从这种“没良心”的作家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实实在在的“公害”的存在，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与茅盾的存在，因为用他们的文学精神诚可以医治这样的“良心匮乏症”。“文学”如此，“人生”也一样。如今流行着的不是对鲁迅与茅盾的“沉重型”人生或带有牺牲意味的崇高精神的认同，而是这样的“游戏人生”亦即“追求好玩”的生活规则：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日有性今日乐；今日有钱今日花，今日有肉今日dié＠①；今日有权今日用，今日有福今日享……在奉行这种人生原则的人看来，一切为了自己，赶紧消费、及时行乐的思想，才是惟一的“现代思想”和“人的学说”！尤其奇怪的是，有更多的人居然将这些视为“先锋”和“前卫”，视为当今社会最先进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引人走向轻松和快乐，特别是物质性、本能性的感官享乐。这些所谓人生原则，在鲁迅与茅盾的“沉重型”人生选择面前，的确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生命之轻”！如果说由鲁迅与茅盾等一代新文化先驱确实为我们留下了“现代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新型传统的“负重、庄重”特征，无疑是值得我们充分珍视的。而作为更新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己不易被颠覆的“传统”，身处这一传统“主场”位置的鲁迅与茅盾，则必将在后人的“继承”中获得新的生命。
五
诚然，从鲁迅与茅盾在当代的实际影响来看，可以明确看出其作为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一般说来，大师的存在确实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后人，同时也使他们有足够的材料和话题来阐释和发挥。从主导方面看，以鲁迅与茅盾为人生楷模与文化追求的向导，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个人生存质量，确会有不小的助益。仅从他们成为“谈资”而言——当鲁迅与茅盾都成了历史人物之后，就更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对激活人们的当代性思考（包括有关的文学思考）也实有裨益。
比如李泽厚认为：“鲁迅喜欢安特也夫，喜欢迦尔洵，也喜欢厨川白村。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浮泛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浮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6]这种非常明显的扬鲁抑茅倾向是很有代表性的。尽管我们并不同意这里对茅盾的贬低（因为李泽厚一方面提倡着个性与主体性，一方面却只能欣赏鲁迅的个性而对茅盾的个性则视而不见），但却认为这类观点可以激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台湾学者王德威也立意“重估”，但却能够看到鲁迅与茅盾的联系和区别：“新崛起的作家中能以独特的视景回应鲁迅创作言谈模式的，不在少数。而笔者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三人的作品，最值得我们重新评估。在以往的批评规范下，这些作家或被划为鲁迅传统的实践者，或被轻视为缺乏鲁迅般的批判精神。实则他们对风格形式的试炼，对题材人物的构想，已在在丰富了鲁迅以降的中国小说面貌。总是依赖鲁迅作品的风格来贬抑他们的成绩，难免要招致故步自封之讥。”“比较起来，三位作家里以鲁迅与茅盾的传承关系最为亲密。这不只是因为茅盾将鲁迅式的新小说习作观念化，为现代中国写实（暨自然主义）的理论奠定基础，也是因为茅、鲁二人在‘左联’时期互通声息，关系密切之故。如果我们视鲁迅为文学革命的号手，则茅盾堪膺革命文学的健将。二人对以后半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各有启蒙性意义。……茅盾早期长篇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展开，人物动机的转换，场景的调配等处理，均非鲁迅所能企及。尤其掌握群众场面及素描人物内心风景上，茅盾均有独特之处。”[7]像这样的审慎之论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远比实际出于某种成见而来的扬鲁贬茅或借人“打”茅的做法更明智。近些年来，有一种出于“同情”而对鲁迅与茅盾晚年深表惋惜的话语也很流行，以为如果没有他们晚年的转变，他们便会完成他们的“伟大”。这似乎较单纯地“骂”他们要有力得多，感人得多，这种“同情”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应该说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大约仍是将人生单一化了，多是采用了“纯文学”或“唯美”的眼光来打量鲁迅与茅盾，所以其自身的局限仍是不言而喻的。何况，既然提倡着多元多样的文化观、文学观，既然可以容忍或接受那么些“多元”，为什么就偏要嫌弃鲁迅与茅盾这“一元”或“二元”呢？
无论有些人多么嫌弃鲁迅与茅盾，他们作为一代“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