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狂人日记》反映了封建主义吃人的本质？

《狂人日记》闷尺则是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以白话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扫荡食人者”的第一发重磅炮弹。其后便“一发不可收”地创作了多篇强力度的小说，对封建“铁屋”进行了排炮式的猛轰。综观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可以饶有兴味地发现，《狂人日记》以后的作品，常常是《狂人日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深入发掘和具体描绘。可以说，《狂人日记》是五四时期鲁迅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总纲。

一、从思想内容看，《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往往是《狂人日记》主题的进一步发掘和深化。

《狂人日记》熔铸了鲁迅几十年研究中国病态社会的心得，其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又是高蚂棚度浓缩的。它第一次提出了封建“仁义道德吃人”的一段独白：“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小说通过狂人的幻觉刻画了在“仁义道德”掩盖下到处可见“白厉厉的牙齿”，刻画了吃人社会的特征：那些“唇边抹着人油”的食人者，几千年来以“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排着“大小无数次的人肉筵宴”，并巧立名目，编造着吃人的道理，以“仁义道德”掩盖着几千年的吃

人史。这段独白，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和浓郁的政论色彩，它是理解《狂人日记》及其后许多小说的思想钥匙。这正是研究中国历史所得出的一针见血的结论。鲁迅认为：中国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他清醒的认识到了用“仁义道德”遮掩起来的中国历史的真面目，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憎恨。把中国几千年剥削社会的历史，深刻地归结为“吃人”的历史，这个论断在五四时期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仁义道德吃人”这一主调下，《狂人日记》重点揭露了封建家族观吃人的罪恶。其后的小说，则在“仁义道德吃人”这一思想的各个层面深入开掘和具象化。《孔乙己》、《白光》控诉了封建教育观“吃”知识分子的罪恶；《药》、《阿Q正传》暴露了封建正统观、等级观“吞噬”国民魂灵的罪恶；《祝福》控诉了封建节烈观“吃”劳动妇女的罪恶；《兄弟》是对封建孝悌观“吃人”的嘲弄；《故乡》表现了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压迫；《社戏》表现了封建思想对儿童的摧残；《长明灯》、《药》表现了统治阶级对革命者的迫害；等等。如果说《狂人日记》是对整个封建营垒的一次总体性猛轰，那么其后的作品则是对各个明碉暗堡的重点性爆破。特别是《祝福》，把《狂人日记》“礼教吃人”的主题开掘得尤为深湛。鲁迅一九二五年在《灯下漫笔》中痛切地指出：“大小无数次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困歼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女人和小儿。”祥林嫂就是在这“会场”中被吃掉的女人的代表。这个形象，是鲁迅深刻地观察旧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不幸的人们的命运而加以典型化的一个完整、具体的悲剧性格。《祝福》通过这个典型，深刻、具体地揭露了封建阶级根据“陈年流水簿子”的种种伦理纲常，编造“不干不净”，“伤风败俗”，“谬种”等种种吃人理由，将祥林嫂“悲惨的呼号遮掩”，进而将其步步吞噬的全过程。当年，许寿裳评论说：“《祝福》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性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狠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确是一语中的，深得要领。如果说《狂人日记》表达礼教吃人这一主题采用的是激愤的呐喊，那么，《祝福》在开掘这一主题时则是饱含血泪的控诉，其思想更为精湛，其艺术更为成熟。

至于《药》、《阿Q正传》等篇中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内容，也是在《狂人日记》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内容上的发展。这些作品形象地告诉读者，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唤醒愚昧麻木的人民，而造成贫苦人民愚昧麻木的原因正是“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陈年流水簿子”上的“仁义道德”扭曲了国民的灵魂，使其被“吃”而不知觉乃至有意无意地加入“合伙吃人”的行列，对“铁屋”中的清醒者的隔膜、冷漠甚而仇恨。从另一视角观照，革命者未能疗救这些贫苦人民的精神创伤，唤醒这些尚具某些自发反抗要求的民众加入革命行列，而只是几个猛士“在寂寞里奔驰”，其失败当然是必然的。这一点，正是辛亥革命反封建不彻底的反映。而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群众对革命者竟然毫无了解，麻木不仁，又反映了封建观念对人民毒害的惨烈程度。麻木与缺少觉悟，揭露人们精神肉体上受到的戕害，是为了让人们从耻辱中引起“疗救的注意”，使人们去研究这种“耻辱”和“病苦”的社会根源，从而奋起刷新民族精神，改变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悲惨处境，也改变整个国家贫弱不堪的面貌。这些正是对《狂人日记》批判封建“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的拓展和深掘。

《狂人日记》寄达了向整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宣战的宏大意旨，从根本上将整个旧有的精神文化体系翻转了。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文章尖锐、鲜明地抓住了《狂人日记》的精神核心，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看来对力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并列在一起。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之后都归结到礼教的残酷本质上来。结尾大声呼吁道：“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吴虞的疾呼佐证了《狂人日记》巨大的精神震撼力，由于鲁迅是从根底上撼动了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基础，要把整个历史翻转过来，所以产生的反响也是对整个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宣战，绝非是那种局部性的枝节之论。

因此，揭露封建“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是《狂人日记》的思想核心，也是五四时期鲁迅小说的思想之纲，具有着“深邃的刺激力，宏大的震撼力和恒久的影响力”。（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

二、从艺术形象看，《狂人日记》中的人物带有粗线条勾勒的特点，这给鲁迅的其它小说提供了可继续“精加工”的“人物毛坯”。

《狂人日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除狂人外，还有古久先生、赵贵翁、大哥、医生、佃户、给知县打过枷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二十左右的人等等。这些人物，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反封建的觉醒者、顽固的反动的“吃人”者和愚昧麻木的“熟睡”者。这些艺术形象具有轮廓性、寓言性和象征性的特征。这些人物中，除主要人物“狂人”刻画得性格丰满外，其余则是粗线条勾勒。但“他们”给鲁迅其他小说提供了“纲要性”的“毛坯”。在《狂人日记》以后的小说中通过“精加工”，塑造成许多血肉丰满的典型。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系列的艺术形象分别说明。

（一）觉醒者，即自觉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反抗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狂人实质上是作者反封建宣言的代言人，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狂人之“狂”，其实都是反抗封建伦理规范的叛逆行动。他从封建的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分明，反戈也击中要害。第三则日记里说：“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么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在第十一则日记里，“狂人”说“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这些记述虽然也包含着疯子的错觉和过敏，却都间接地表明了他对封建教育和儒家思想的不满。“从来如此，便对么？”他对传统思想大胆地表示怀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踹了“陈年流水簿子”。这些叛逆行为借助精神病患者的特征表现出来，又使艺术形象带着寓言、漫画色彩。这就给后来的作品塑造这一类形象提供了具象化的可能。夏瑜，就是在狂人的基础上生活化、具象化的“狂人”。他宣传的革命道理，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疯话”。夏瑜较之狂人，思想线条更为明晰，他发的不再是“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鲁迅《答有恒先生》）而是高呼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革命口号，并为此理想壮烈献身。《长明灯》中的“疯子”，则是一定要熄掉象征封建统治的“神灯”。要“放火”烧“神庙”，这是“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着筵席，毁坏这厨房”（鲁迅《灯下漫笔》）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当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李大钊读了这篇小说后，敏锐地指出：“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

（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这一评论，确是革命家对革命文艺独具的慧眼，是思想家与思想家心心相印的反映。这些都是成熟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典型。这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发展。

（二）“吃人”者，即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阶级统治者。赵贵翁作为吃人者的形象，在《狂人日记》中也是具有轮廓性、模糊性、寓言性的。但作为“基本模型”，在后来的小说中经过

“精雕细刻”，塑造出许多形神毕具的立体形象。如《风波》中的赵七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狂人日记》中作了高度概括：“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们采取镇压革命和愚弄人民的反革命两手来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对于觉醒者，他们怀着狮子的“凶心”，必欲“吃”之，又以“兔子的怯弱”和“狐狸的狡猾”设法“吃”之：“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然后“大家一齐动手，分不清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也没有。”对于愚弱的国民，他们则“吃”其灵魂，使之成为肉体的空壳，“由昏睡入死灭”（鲁迅《〈呐喊〉自序》）在对赵贵翁以后的“赵贵翁们”进行具象化的“加工”过程中，鲁迅越来越重视从其与被压迫者的阶级关系中去塑造这类人物，反映了鲁迅接受阶级论前后思想发展的轨迹。

（三）“熟睡”者，即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全面受害者及封建社会社会舆论界的各种人物，是被几十年的沉重压迫压得从肉体到精神都变了形的人，他们屈从于生活，承认了命运，忠厚到了麻木的程度。这是鲁迅着力刻画的一种形象。鲁迅小说悲剧主人公的周围，总是布满了这样的群体。这些“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不幸”却又“不争”，甚至参与“合伙吃人”的行列。他们是社会的巨大群体，因而也就构成了社会巨大的不幸。他们在奚落与嘲笑中被残酷地待遇着，被社会践踏以致于死亡。鲁迅着力刻画这类形象，是为了表达其深沉的思想。这种形象在《狂人日记》中涉及了很多对象：医生、佃户、小孩子、给知县打枷过的等等。但这些形象带有“毛坯”的特点，在鲁迅以后的小说中，这些形象经过“精加工”或在其它小说中作为愚昧麻木的群众再现于悲剧主人公的周围，如未庄、鲁镇咸亨酒店的人们等；或作为其它小说的主人公绘之以浓墨重彩，如华老栓、闰土等。如果说这些“熟睡者”的形象在《狂人日记》中比较意象化和共性化，那么在鲁迅以后小说中，对这类形象的描绘则越来越清晰、越具体，个性也越来越凸现。鲁迅先生“把精神寄托在被虐待底人们身上，所以他开始呐喊，而终于和被蹂躏，被虐待的我们一道来号叫了。”

（欧阳凡海《关于鲁迅先生的几点基本认识的的商榷》）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认识《狂人日记》对于鲁迅小说的“纲要”意义。

由一篇作品成为多篇作品的总纲，这确是饶有兴味的文学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学现象呢？

首先，这种偶然的文学现象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必然。

从辛亥革命到1918年，长夜漫漫，风雨如磐，鲁迅的心头像压着大石一样沉重。他在孤独和苦闷之中，通过研究历史和文化遗产来进行坚毅的探索。他的苦闷和探索，带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历史条件还未成熟的时候，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免彷徨，也不得不在沉默中度过他宝贵的岁月。然而，当历史推进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决定斗争的时期来临了，文学革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历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狂人日记》便如

“于无声处”的惊雷吹响了反封建的战斗号角。作者说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敝害”，（鲁迅《新文学系小说二集序》）而所谓的“家族制度”，也就是封建宗法制度。这就是说，这篇小说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礼教，而且要求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作者通过狂人之口，叫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响亮的战斗的声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必须彻底摧毁！这是五四前夕的第一声春雷。”（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

《狂人日记》以十三则日记包蕴了博大精深的思想，熔铸了鲁迅先生几十年研究中国病态社会的心得，因而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政论色彩，这就为鲁迅在以后的作品中进一步发掘《狂人日记》博大槽深的思想并使之形象化提供了可能。如果把鲁迅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比作“思想勘探”，那么《狂人日记》的发表，则是在地下运行的思想之火于五四前夜找到突破口而出现的“思想井喷”。正如曹聚仁所言：“他对于过去的幻灭，对于现实的悲观，乃是从苦痛的经验中得来，并非脱口而出，而对将来的‘乐观’，取保留的态度，正视现实，不作空洞的乐观想法。”（曹聚仁《鲁迅研究述评》）

《狂人日记》以“暴露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敝害”为主题，同时对“陈年流水簿子”的种种伦理纲常进行了全方位的扫射。但由于《狂人日记》的主题和表现格式的需要，有些内容只可能作象征性轮廓性的描写。这就使得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在“思想井喷”的“突破口”上进行发掘、整理。因此，《狂人日记》成为鲁迅的总纲，是与鲁迅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张梦阳先生说：“他（鲁迅）的思想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精神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说鲁迅是中国近代精神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精神文化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

其次。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鲁迅先生特殊的创作经历相关。

鲁迅对文学的战斗功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认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是鲁迅最孤独苦闷的时期，也是他冷静探索的时期。辛亥革命的失败给鲁迅带来了感情上的极大痛苦。革命后期的黑暗，换汤不换药的局面以及混乱的现实状况，迫使他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思考。这期间，鲁迅冷却了年轻时文艺救国的激情。因而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还没有以文学为武器投入战斗的思想准备。他创作《狂人日记》原只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的“应约之作”。但是，当《狂人日记》产生了巨大的“轰炸效果”的时候，鲁迅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的特殊战斗作用，他作为反封建战士的革命激情和作为文学家的创作热情重新熊熊燃烧起来。鲁迅深知，《狂人日记》产生巨大“轰炸效果”的原因是其深刻的思想，而这深刻的思想熔铸了鲁迅几十年研究中国病态社会的心得。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曾经谈到写《狂人日记》的思想动机是：“由于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从研究历史中发现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这当然是“关系甚大”的，因为没有这种发现，“五四时期反封建的火焰就不可能喷射得这样猛烈。”而且“暴露国民的弱点”，“改造国民性”，并不只是作者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有着深厚的客观现实基础的，也可说是客观现实向当时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界、思想界所提出的一项战斗任务。”（王敬文《〈阿Q正传〉与国民性》）

作为以十三则日记为形式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主要作用是政治宣言式地公布了鲁迅研究中国病态社会的心得．因此，鲁迅从《狂人日记》的“轰炸效果”得到启示：通过更为具体、更为生活化的艺术形象进一步发掘《狂人日记》的思想。于是，紧跟在“狂人”之后的一个个呼之而出的艺术典型走入了世界文学形象的画廊。

《狂人日记》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小说的总纲，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由鲁迅先生特殊的思想发展过程和特殊的创作经历所决定的。了解和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对于我们了解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了解作为思想家鲁迅的伟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了解作为革命家鲁迅的伟大人格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