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下，历史题！

（1）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制举两种。所谓常举是指每年分科举行的科举；制举是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科举的主要科目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
（2）参加科举者的主要来源
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例如贞观以后，仅国学生就有8000余人④。国学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各级官学学习，考试合格后被送至尚书省参加科举，因此被称为“生徒”；自学成才继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参加科举者，谓之“乡贡”。唐朝对“乡贡”报考者的要求也不甚严格，除作* 犯科者不得 参加外，只要求商人或工人不得参加，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⑤ “生徒、乡贡”这二种人是科举的主要来源。
科举在唐代的逐渐成熟

由于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极其残暴，隋朝在只历经了两朝37年之后，便被蜂拥的起义浪潮所推翻。李唐王朝经过南征北讨之后，建立起来。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兵变，杀其兄、弟建成、元吉，挟持李渊，迫其立已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宣布退位，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唐太宗励精图志，不断对唐朝的各项政策、制度进行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也逐渐成熟完善起来
（3）秀才一科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旨在选拔一些具有宏观全局意识的高级人才，因此对考生要求非常高，如果被推荐而来而未能得，所荐州长官甚至还要受处分，以至于后来参加考试人数非常少，唐高宗时曾被停止过，此后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明字科旨在选拔对书法、文字有专长的人才；明法科旨在选拔熟悉法律的司法人才；明算旨在选拔精通算术的数学人才，以上科举多被世人所不屑，因此不被人所重视。

一史为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其中之一的人才；三史则是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著作的全面人才；开元礼是对玄宗开元二十年修成并颁行《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的内容进行考试；道举主要考《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童子举的考试内容是要求十岁以下儿童熟习一部经书和《孝经》、《论语》。以上几种由于不常举行，因此，在科举中的地位也不重要。
因而，明经、进士两科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两科。 在隋时，此两科的主要内容是试策，唐初不断变化增加。太宗贞观八年(634)，进士科加试读史书一部；高宗调露二年(680)，进士科加试贴经，永隆二年(681)明经加试贴经，进士加试杂文。玄宗天宝(742-756)年间规定：明经先试贴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士先试贴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至此明经、进士两科开始有所侧重，明经重“贴经墨义”，进士重诗赋。

明经中所谓的“贴经”意思是指将一句经书的两端掩上，中间留一行，又将此行中的三个字用纸糊上，让考生填写， 叫做贴经，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填空。“墨义”是考经文及注疏，初为口试，后因容易被人作弊，改为笔试，故名墨义。这种方法比较机械，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也就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中的本义根本不加重视和了解。
试策即考官出一道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要考生做答，颇似如今的论述题，这是考试的最关键部分，一些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就在此处。
进士科中除试策非常重要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开始，要求考生当场作杂文两篇，主要指箴、铭论、表等实用文体，后逐渐改为专考诗赋。
（4）三、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与发展的意义

据说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而实际上，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的逐渐成熟，不但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进程，而且还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一)科举制度是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科举制度实行一千多年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都出自参加科考的仕人行列，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社会上层并由此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基础。如唐时的陆贽、裴度、刘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孕育他们的土壤就是科举制度，他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是由科学制度塑造出来的。

(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得中的仕子而言，得中后自然是有“颜如玉”，有“黄金屋”，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百分之八九十的淘汰率，使得多数人都不能够踏上仕途，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都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八股文”，奉献给科举。应当说，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威武不屈、曲学阿世、清正廉明、贪污受贿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质，都能从科举制度中探寻到根源。

(三)科举制度中的落后成份，对中国后世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_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使得在它羽翼庇护下的科举制度的消极因素也不断表露出来。宋代只是对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局部的改进，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范式；元代科举制度因为统治阶层的原因实质上有所衰败；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开始渐渐僵化，八股文使得许多读书都埋头钻研其中，根本不知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从而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的水平大大折扣。科举制度成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

四、结束语
科举制度在隋唐成熟与完善之后，对其后的数百年中，为中国历代的统治阶层，培养、奉献了一大批官僚和士大夫，丰富并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其最终达到了繁荣的顶锋。然而，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由于封建制度的不断衰落，清朝的统治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撞击下，风雨飘摇，逐步走向覆灭，而科举制度此时也已经无法被改革、突破，从而与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灭亡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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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明经、进士
重考察：实际运用能力
作用：1、科举制度改善了用人制度。
2、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和专制，消灭了士族制度。
3、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5、科举制度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
6、科举制度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当时的很多附属国的官员选拔制度。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因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一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是一个官僚化的国家。西周实行的是领主制，统治者各治其民，只不过天子、诸侯用卿大夫为官，卿大夫又用家臣为官。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村社共同体瓦解，独立的农户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再就是原来的领主，在不断地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从上至下的官僚控制。战国的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已基本上官僚化了。官僚化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政治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对于做官的人来说，专门的政治知识已非常重要。战国时，各国君主都非常重视选拔那些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做官。秦朝建立后，设了许多博士官，目的也在于用专门的政治知识来治国；始皇帝还下令“以吏为师”，更着眼于从政治知识方面培养和选拔做官的人才。汉代，学问和政治的关系密切，选拔官员越来越看重学问；朝廷设太学和郡国学，学生多被录用为官员。总而言之，政治既然已经官僚化了，就需要做官的人具备专门的政治知识。
汉代选官还非常看重个人品行；久而久之，到曹魏时就设立了制度，将人物分为九品。那时，一个人的人品，总是由他所在的地方来评价的。于是，评品人物的权力，最终操于地方世家大族之手，形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自汉以来，对读书人做官并没有严格限制。实行“九品中正”，最终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仕途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紧随其后的，就是隋唐科举制的产生。这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近千年官僚化统治之后，所创设的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近人论及科举取士的优点，最看重的就是它的公平，认为公平就能出人才。唐朝出了许多人才，据说都是因为科举制。这样一种意见，恐怕很有问题。汉代没有科举制，不也同样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吗？其实，科举制的好处，仅仅相对九品中正制而言，未必就是历史上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为重要；但进士又重于明经。明经科的考试，当时分为“帖经”和“墨义”，都是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而不在乎他们对经典微言大义的阐释。明经科考试，后来又增加了“时务策”一门，以考察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一科，唐朝最初仅试“时务策”五条，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一门，最初要试多种文体，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科考重诗赋而轻经(帖经，墨义)、策，是当时重文学的风气使然。中唐以后，科考往往又加试“论”。“论”的对象，是经书和史书中的题目，跟“策”专门讨论“时务”不一样。这样的考试再公平，也不能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质。唐朝做官，还有门荫一途。在那些因门荫而做官的人看来，做官就该凭才干，而不应该凭文辞。这样的意见，虽然是出于一己之私，而且也非常自以为是，却切中了科举取士的要害。
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才将明经等科都并入了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一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所谓经义，就是以儒学经典中的某一句或几句，或某个段落为题，让考生阐发其中的义理，考察他们对儒学微言大义的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够思圣人所思，想圣人所想，讲出圣人的意思。这样的考试，大大地压抑了读书人的思想。好在宋朝热衷于“养士”，对读书人很优容，研究学问的风气因此得到鼓励。那时做学问的风气，是希望通过研究学问，来搞清楚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尽管有科考经义之流弊，但研究学问的风气对这种流弊还是有制约作用的。只不过做官的人是否因此增长了实际的政治才干，却不得而知。
由宋而元，儒学衰微。入明而后，科举虽受重视，却已失去了两宋那样的学问背景。明朝又重科举而轻学校，也就是重考试而轻学问，学生唯知记诵，而不是去思考和研究儒学义理。没有了学问背景，所有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仅仅成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于是，一方面是士子们在科场上模仿着经典中的圣人语气，讲着圣人们已经讲过的道理；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地在文章和修辞技巧上下功夫。渐渐地，一种有关经义的“八股”文体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章形式，对人的思想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入清而未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八股文的害处就好像是秦始皇焚书；而它对于人才的败坏，则比秦始皇坑儒还要厉害。

二

以上所说，或强调科举考试科目并不适合选拔做官的人才，或强调科举考试有害于士子的道德培养。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要从头否定科举制呢？恰恰相反。科举制是成功的。科举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使天下的读书人驯服。虽然，驯服未必就没有本事，但不驯服是决不能给官做的。而很多具体的事务，官员不懂得怎么做，并无伤大雅，自会有熟悉工作的吏员去处理。远自战国，官府中就有很多吏，秦汉也一样。汉朝的萧何和曹参都曾做过秦朝的县吏，刘邦则是更低一级的吏。吏的地位一般都很卑微，对社会却很了解，而且都是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其中人物往往也很有本事。刘邦造反，最终做了皇帝。辅助他的萧何和曹参，先后都做了汉朝的相国。战国和秦汉时还有一种“胥人”，或称“里胥”，亦即后世所谓的“里吏”。“里”是当时政府管理的最低一级机构，胥人、里胥连正式官府吏员也算不上，却也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执行一定的公干。郦食其、陈平都是这一类人物，也都很有本事。汉人讲无为而治，所谓“萧规曹随”，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萧规”都已有“胥”与“吏”在具体经办了。
隋唐以下，胥、吏制度发展得非常严密。即便是中央朝廷，各府衙的事务亦可全部交给胥吏处理。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史书上说他凡事“外委胥吏”(《旧唐书·元载传》)。宋代设官，最注重权力分散，使官员相互掣肘；官越设越多，机构越来越复杂，权力越来越零碎，事务越来越繁杂，而负责具体操作的胥吏的权力当然也就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胥吏政治的形成。“吏强官弱”(《宋史·蔡居厚传》)，是宋史上的普遍现象。司马光说：“府史胥徙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
毫无疑问，胥吏政治的养成，与科举制关系极大。隋唐之前，胥吏的问题是“奸猾”，却并不足以控制行政。两汉时，官员往往自辟僚属，胥吏的任用往往只在官员的一言之间。魏晋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人都有家世背景，也绝不会受制于属吏。唯科举制只负责培养驯服的官员，多数人在为官之前不过一介草民，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可以讲一套经世济民的大道理，却缺乏真正的行政能力和应有的权力，所以上任伊始自不能不听任胥吏的摆布，否则就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宋仁宗时，就发生过“胥吏而斥逐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的事情。
元、明、清时期，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元朝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因为文化方面的原因，对读书人自不能信任，故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但国家需要人来管理，元朝既已轻儒，则不得不重吏，于是元朝的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一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读书人更不知治理国家为何物，胥吏专政的情况由此也变得更为严重。那时候，读书人做官，具体的事情却要胥吏做。特别是地方上的事，做地方官的人更要依靠胥吏。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熟悉地方上的情况，官衙的基层行政也只有他们才懂行，权力势必由他们垄断，以至于各衙门的种种条文也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胥吏熟悉法律，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很了解。这两点都是那些做官的读书人根本比不上的。在朝廷六部，以及各官司，胥吏的地位虽然卑微，却因为身居重地，通过种种文案的处分，条例的拟定，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朝廷的意志；州、县长官以下官吏的选任，通常也由吏部的胥吏来决定；在地方上，胥吏仰仗着官府的势力，可以让乡民逆来顺受；他们在官府年长日久，关系盘根错节，一般都结成了党羽。所以，对这样一批人，衙门长官要想驾驭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而越是这样，事情就会变得越糟。所以黄宗羲说：“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也就是说，由胥吏制定的种种条例，其实都是符合胥吏自己的利益的。这就叫胥吏专政。
明朝人对胥吏的问题看得很重，可就是没办法解决。黄宗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可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读书人去做胥吏。在他看来，读书人总比胥吏有道德。钱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说的是明朝有个理学家叫陈龙正，他的一个朋友到绍兴去做知县，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为这个朋友送行。这个陈龙正在文章中说，天下的治乱都在朝廷六部，而六部的胥吏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在朝廷办理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在绍兴。他希望朋友到了绍兴任上，能够注意教化这些人的家庭，说把胥吏的家庭教化好了，将来胥吏也会变好了；胥吏变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23—127页)。无论是黄宗羲，还是这个陈龙正，都无法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提出解决胥吏的问题，所以只能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
总之，由于科举选官的目的并不在于选拔治国的人才，那科举制所谓的“公平”原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胥吏政治大行其道，以至于官不任事，事不任官，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辞，其最大的意义不过在于表明皇帝对官僚的忠诚和驯顺的信任。但是，皇帝的这种信任从来就是有限度的。隋唐以来，皇权的强化，在中央是用各种办法来削弱相权，在地方则是用各种办法使地方官无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严格限制地方官任期，以阻止地方官熟悉地方政务。至于胥吏，唯其不入流品，缺乏像读书人那样的社会感召力，虽擅事弄法，却永不足以与国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唯其如此，有清一代，科举选官一仍其旧，而皇帝则甘于“与胥吏共天下”(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了。

三

近人每每称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科举制而来，但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作用，与科举制毫无相似之处，倒是稍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胥吏制度。中国的胥吏制度是用来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西方文官制度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官制度绝对是按照国家的行政法规来处理国家事务的，文官本身并不具备擅事弄法的权力，更不能参与制定政策法规；西方国家对文官的培养，亦即对文官进行规范性的行政训练。这是中国胥吏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不同。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胥吏制度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弊端，更重要的是这一职事的父子私相传授和私人垄断。一般而言，各部门胥吏所任职事，有种种不成文的惯例必须遵守，有种种特例可为援引；而这些惯例和特例，则由胥吏私人掌握、私相传授。比如。某地土地和赋役的真实情况，只有负责这些事务的胥吏才知道，而成为他们任事的资本。
隋唐而后中国胥吏政治的发展，证明科举本身并不能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但却是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的。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政治，其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政治上的竞争者。自秦而后，中国的政治过程有两大特点：就中央和地方而言，则中央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地方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就皇权和相权而言，则皇权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相权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中国的行政制度的设置，都以限制官员个人发挥其能力为目标。制度设置的目标既在于限制官员发挥其能力，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有所作为，必然是“变乱制度”，且“一法既立百弊丛生”。而所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古训，难免不成为后世为官的老生常谈，其准确的诠释，不过是“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诗虽调侃，自有说不尽的酸楚。后人仕途蹉跌，每以此诗自解，正折射出科举选官的用意。如此看来，清末废除科举制，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盖国家面临万世未有之变局，对于做官的人的要求，首先是能干而不再是驯服；而现代化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方面的。不废除科举，则举天下学子不能不热衷于仕途，求得的是做官权力的所谓公平。至于废科举而兴学校，人才的发展从此不拘一格，于是而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发展。反思科举兴废，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楼上的复制些有什么用？ 小人。

隋唐后主要用科举制选拔人才，从四书五经中采取考题..一前都是写文章。
历史作用：有效地为国家找到了具有真正知识的人才，促进了国家发展，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但阻碍了近代知识分子开眼界，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

很多国家表面上友好，不过实际上否是互相利用而已，日本很发达，不可能和他们搞僵，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呈现出，顺应潮流，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明经科和进士科

作用其实可以用自己的话答：为统治者扩宽了选才的道路，给一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做官参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