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一月皇帝朱常络”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翎钧在发出最后一道给内阁的谕旨后再也无力睁开双眼，黄昏时分在弘德殿御榻上驾崩，在位四十八年，享年五十八岁。
先皇病逝，国不可一日无君。七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朱常洛以父皇驾崩，到奉先殿告大行皇帝宾天，报讣宗室，令礼部会同翰林院拟议大丧礼仪，令兵部戒备护卫。接下来尚未即位的朱常洛实际开始履行皇帝职责，传达先帝遗旨，致力于扭转万历后期的一系列弊政。
（图1 明光宗朱常洛）
朱常洛的身世是很坎坷的。其生母王氏，原是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所住慈宁宫的一名宫女，一次神宗向皇太后请安，看中王氏，“私幸”后王氏怀孕，被神宗册封为恭妃。万历十年（1582年）十月，朱常洛出生，他是神宗的第一个儿子。可他并不招神宗喜欢，神宗真正喜欢的儿子是德妃郑氏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所生的皇三子常洵。神宗次子常溆（xu）于万历十二年出生，奇怪的是“母氏无考”[①]，竟不知道其亲生母亲是谁！常溆短命，万历十三年正月即夭折，追封邠（bin）王。皇三子常洵自动升格为皇次子，神宗对这位皇次子的宠爱溢于言表，对皇长子常洛日益疏远，使大臣们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究竟册立谁为太子？按明朝祖法，理应册立皇长子常洛，此乃“国本”，但神宗百般阻挠，群臣据理力争，由此掀起了明末宫廷斗争的一次高潮——“争国本”。争国本的斗争从万历十四年初开始，至万历二十九年末结束，整整十五年，内廷、外廷上奏本无数，因奏本招致神宗圣怒而被治罪的大臣不下数十人，连内阁元辅也因此请辞了十余人，神宗数次答应册封，又数次以不同的理由搪塞拖延，演出了明末一幕活生生的宫廷政治闹剧，不仅是明朝，就是历朝历代也没有将太子册立之事拖这么久的。册立的延误，也耽误了太子的教育、冠礼、婚礼等许多事情，常洛年少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常洛虽历经磨难，但他生性纯厚，天资勤奋，亲政之初有很强的政治抱负。从七月二十一日神宗驾崩到八月一日即位前后的几天里，他就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措施：
一、遵照先帝遗旨，发内帑（tang）积储银一百万两，犒劳九边吏卒；发内帑银一百万两，解赴辽东，犒劳辽东将士，以解辽东缺饷的燃眉之急；
二、遵照先帝遗旨，命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煜、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等，尽行撤回；
三、两次考选并散馆、科道官，都遵照先帝遗旨，一一补用；八月初二日又下达巡按、巡盐、南京巡视等五十多个空缺，擢用新官上任；
四、根据方从哲（时任首辅）的请求，把神宗生前已点用的史继偕（吏部右侍郎）、沈漼（cuǐ,南京礼部右侍郎）正式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此外，又点用何宗彦（礼部左侍郎）、刘一璟（礼部右侍郎）等各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五、遵照先帝遗旨，启用建言废弃及矿税诖（gua）误诸臣。邹元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为太仆少卿，姜应麟、钟羽正为太仆少卿，冯从吾、何士晋为尚宝卿……一时共起用大小官员四十八名[②]。
由于神宗多年不视朝，光宗即位后，文武百官骤然上朝，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对于这种现象，朱常洛非常不满，他传谕内阁，要求整顿朝仪：“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违禁，紊乱朝仪者，纠仪官指名参来重治[③]”。
神宗在世时，极其宠爱郑贵妃，郑贵妃恃宠坐镇后宫，气焰十分嚣张。她对朱常洛被册立太子之事屡加干涉，即便是朱常洛已成太子后，仍然肆无忌惮的弹压常洛。直到神宗驾崩，常洛登基，郑贵妃仍是常洛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神宗遗言中特别关照了郑贵妃的位置问题：“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晋封皇后”[④]。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德妃郑氏被出格的封为贵妃，位置仅次于皇后王氏，而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却备受冷落，在当时就引发了朝野的非议。如今，神宗遗诏有要求将郑贵妃晋封皇后，就更令新即位的皇帝头痛，碍于先皇情面，只有硬着头皮传旨礼部去按章办事。礼部接旨后，翻阅累朝典章，发现郑贵妃不能晋封皇后。因为神宗驾崩前几个月，他的原配皇后王氏病逝，常洛的生母王贵妃死得更早，一旦晋封郑贵妃为皇后，意味着她将成为当朝皇帝的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这是违反典章制度的。礼部右侍郎孙如游出面，上疏委婉的表示反对：臣详考累朝典故，并无此例。诞育殿下（未称陛下，因此时常洛尚未登基）的王贵妃并未晋封为后，而将郑贵妃封后，必非其心之所安。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⑤]。孙如游的奏折可以说直中常洛要害，捅破了常洛的心事，常洛内心并不愿意将郑氏封为皇后，他受够了郑贵妃的气。但神宗尸骨未寒，常洛无法做出过于违背先皇意愿的事。他对此份奏折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暂时搁置起来。
令常洛掣肘的不只是先皇的面子，还有内宫的女人。常洛是个“妻管严”，郑贵妃害怕常洛公报私仇，就千方百计地讨好常洛最宠爱的李选侍[⑥]，没事就送些珠宝绸缎。郑贵妃一方面把李选侍捧得非常高，鼓吹李选侍应当晋封皇后，另一方面李选侍在常洛面前为郑贵妃说好话。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女人勾结在一起，也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更不要说是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了。白天考虑先皇面子，晚上还要受着枕边风，常洛在郑贵妃晋封皇太后的问题上更加为难。
八月一日，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庙号光宗。内阁方从哲替光宗想了个关于封皇后的折中方案，请求将晋封郑贵妃为皇后之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方从哲对外界的解释是：“事出创闻，例无可据。行之于今日，不无越礼；命之于先帝，疑于失言。臣自奉命之始，尊藏阁中，不必外传。庶朝廷无逾制之嫌，臣下无显悖之迹”[⑦]。方从哲这番话是绝对的超级官方忽悠用语，他先说晋封之事没有先例，很难办到，接着说受命于先帝，也只好拟旨照办。但为了不违祖制，也只有暂存内阁不外发。把光宗的责任完全卸了下来，还让郑贵妃无话可说，郑贵妃被忽悠了。
晋封受阻对郑贵妃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她的政治地位每况愈下。她当初为自己的儿子常洵争名夺利，处处排挤打击常洛，风光无限。如今，她的亲生儿子远在洛阳守藩，常洛却顺利的继承大统成为新皇帝，她内心处于极度恐慌之中。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的不行，来软的，《明史·方从哲传》云：“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常洵）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妾八人噉（dàn）帝。”郑贵妃采用的是基本上所有男人都怵头的美人计！
常洛在被册封为太子后，一直不受神宗赏识，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宏图大志，加上郑贵妃的排挤，令他苦闷异常。他日渐沉湎于女色，试图从短暂的快乐中寻求解脱，时间一长，身体精力透支，元气亏耗。即位亲政后，光宗事必躬亲，临朝、批阅奏折等事必躬亲，誓将前朝搁置下来的朝政予以清理，可以想象是非常劳累的。郑贵妃偏偏又在此时送上八位美女相伴，光宗身体先天羸弱，女色袭来，内外交困，身体立刻就垮了。《先拔志始》记载：“光宗御体羸弱，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⑧]。史书中对光宗的私生活讳默忌深，但从“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的只字片语中仍可看出光宗确实中了美人计，而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导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八月十日，距离登基仅十天，光宗病倒，召医官诊治。十二日，坚持上朝听政，群臣抬头望见皇帝面容消瘦，脸色很差，大为惊讶，明明十几天前还是踌躇满志、神采奕奕的皇帝，怎么突然变成了这般模样？到十四日，便发生崔文升进药，使光宗病情加剧的事件。
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常洛即位后，他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兼御药房太监。这个职位在清朝被废止了，因为清朝对皇帝用药有严格的批准和审查制度，岂容一个不懂医术的太监负责皇帝用药？相比之下，明朝宫廷对皇帝用药的监管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多位皇帝对长生不老术迷恋之极，用药更加混乱，各位大臣、太监为争功竞相向皇帝献所谓的仙丹妙药，反而把专业的御医抛在一边，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了药物试验者。光宗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通利药——大黄。光宗服用完崔文升送来的药后，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用现在的医学术语就是电解质紊乱，严重脱水了。大黄苦寒，可以清除肠胃中因湿热积聚的热结便秘和因痰水停留的水肿喘满等症，生用药力较大，通常制熟用。从光宗当时的身体状况来看，极不适合用大黄，其症不在肠胃积热，而在营卫之火，大黄下泻，反而虚耗津液，导致光宗身体状况进一步崩溃。十六日，光宗已无法上朝，辅臣方从哲等人赶到宫门问安，常洛命内侍传话：“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晕眩，身体疲软，不能动履。[⑨]”好端端的皇帝一下子变成连行动都困难的重病患者，引发了外廷的极大舆论，朝臣纷纷指责郑贵妃心狠手辣，都认为崔文升是受了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阴谋。明朝正史对此口径一致均谴责郑贵妃的行为，如《明史·崔文升传》说：“外廷汹汹，皆言闻声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杨涟传》说：“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明史·方从哲传》说：“时都下纷言，中官崔文升进泻药，帝由此委顿。”
光宗生母、神宗原配皇后的亲戚得知皇帝病重的消息后，遍谒朝中大臣，指出：“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皇长子（朱由校）每私泣：‘父皇体力健，何遽至此？’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心”[⑩]。两大宗族外戚的言论令所有朝臣忧心忡忡，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群臣大声疾呼：“郑贵妃当移宫！”那时郑贵妃正居住在乾清宫，按明朝礼制，只有先皇皇后、当朝皇太后方有资格入住乾清宫，郑贵妃显然不够格，她赖着不走，很明显是要造成既成事实，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十六日，吏部尚书周嘉谟召集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率先向郑贵妃的内侄郑养性发难：“先朝立太子之事拖延许久，就是因为你的姑姑从中作祟。你应该代替你的姑姑回绝晋封皇后一事，她为什么赖在乾清宫不走？还不断进献美女和珠宝，谁都能看得透她的阴谋，简直是得寸进尺。一旦事发，你们郑家非要满门抄斩！”郑养性面对几十名大臣、国戚的指责，吓得浑身哆嗦。几天后，郑养性主动上疏光宗请求收回封郑贵妃为后的成命。
二十日，杨涟上疏极论崔文升妄用药物之罪：“医者有余者泄，不足者补。上日日万几，焭焭（qióng）在疚，精神无不越渫（xié），而反投相伐之剂，遂令圣躬转剧。复煽播党与抗言：上为侍御蛊惑，不慎容止。将以自盖奸慝（tè），既益上疾，又损上名，罪不容死。恳检问收摄，解道路纷纷之口。”杨涟的意思很明白，他给崔文升扣的帽子相当大，指责崔文升不但加重了皇上的病，还坏了皇上的名声（暗喻皇上沉湎女色而致病）。接着，杨涟又提及高贵妃的事：“其封郑贵妃一事，尤乖典常。尊以嫡母，如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如本生皇太后何？敕处别宫，必先奏闻，然后来朝。上旷然包荒，嘉与维新，以严名分，杜僭（jiàn）逾，对天下之望”[?]。
大臣反对，亲戚退缩，郑皇后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住慈宁宫。
八月二十二日，光宗召见方从哲、刘一璟、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缵（zuǎn），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大臣们进入皇帝起居之所，见两侧站立锦衣卫官校，都担心杨涟的奏折惹火了皇帝必遭廷杖，方从哲劝杨涟首先主动认错，杨涟断然拒绝，并表示：“大丈夫说话算话，大不了一死，我有什么罪？”光宗首先开口，对新任阁臣刘一璟说：“为朕尽心分忧。”说话语气平和，并无半点愠色。群臣一看皇帝并未动怒，也就松了口气。光宗接着说：“朕旧年七月失调，近年五月方痊，即位后，罔敢暇豫，病发寝寻，体旧不平。”上面这段话也是官话，是光宗为自己的病情找台阶下的，他将自己的病情归咎于国事劳累引发旧日病根儿所致，事实却绝非如此。孙如游提及封李选侍之事，光宗说：“是事朕有年，颇小心耳。”方从哲请示皇长子（由校）移宫日期，光宗回答：“朕不忍离。”刘一璟请皇上辅医药、厚自持，间接的提醒皇帝远离女色，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光宗表示赞同，说：“药无功，却十余日不进。”光宗见无他事，便对身边的皇长子（朱由校）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说：“宫中无他事，先生示外人无听流言。”[?]然后，光宗下令将崔文升斥逐出宫，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对崔文升的惩处显然过于宽泛，若是换成神宗皇帝，崔文升早被剁过一百来遍了。光宗新登基不久，不愿和郑贵妃撕破脸皮，打狗看主人，只好忍气吞声。
光宗的宽容忍让并没有换来宫廷有片刻的安宁，相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明末宫廷著名的“红丸案”就发生了，而正是这个案子直接要了光宗的命。
（图2 明光朱常洛全身像）
八月二十三日，刘一璟等人入阁办公，适逢鸿胪寺官李可灼烁有仙丹要进呈皇上。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案例，认为皇上用药须十分谨慎，刘一璟等人持同样见解，并命李可灼离去。但这个李可灼十分执着，二十九日早晨跑到后宫门口献药，值班太监不敢怠慢，报告值守阁臣，方从哲等人断然阻止：“彼称仙丹，便不敢信。”阁臣们对“仙丹”普遍持怀疑态度，不敢让皇上当试验品。
过了一会儿，光宗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光宗对阁臣们（相当于现代国家总理及其办公机构）说：“朕疾似不可为，国家事三卿尽心。”语气沉重，颇有些托孤的味道，阁臣们长跪不起，心情都很沉重。接着，光宗又把目光转向部院（相当于现代国家各部委专职机关）大臣们说：“卿等与朕分忧，辅皇长子要紧，必辅为尧舜之君。”他说完看了看身旁的皇长子：“哥儿说一说。”皇长子便说：“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接下来的谈话无疑使整个乾清宫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光宗突然问：“寿宫如何？”方从哲等人脱口答道：“皇考（神宗）山陵工有次第。”光宗听了立刻纠正：“是朕寿宫。”这一句把大臣们吓懵了！光宗父亲神宗皇帝是在即位十一年后才考虑陵墓问题的，而光宗登基不过二十余天，突然提及身后事，大臣们怎能不担惊受怕？光宗已意识到自己去日无多。方从哲等人忙劝慰皇上：“圣寿无疆，何遽及此！”光宗似乎没听到大臣们的话，依然再三强调自己陵墓问题的紧迫性，神情沮丧。大臣们跪在地上，不禁哽咽起来，现场气氛十分凄凉。
片刻沉寂之后，光宗突然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白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却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宣召李可灼进宫诊视。古今历代帝王无不迷恋长生不老之术，但却无一不被欺骗。远了有秦始皇命徐福东渡大海祈求仙药，近了的明朝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崇祯皇帝，清朝的雍正皇帝都是所谓“仙丹”的忠实“粉丝”。纵观古代历史，服丹丧命的悲剧在帝王之家屡屡上演，想要服丹药做神仙，反而中毒死了见阎罗。原来那些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是绝对的毒药，因为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和重金属对人体损害极大，剂量小时在人体积累形成慢性中毒，剂量大时便可一次致命。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等措施努力避免人体接触这些有害物质，而古代的皇帝却把这些东西当作宝贝一样服用！简直如天方夜谭一般！明史中载李可灼进献的“红丹”主要原料有：红铅、秋石、人乳、辰砂，又称“三元丹”。人乳性平，有温肾补脾之功效。辰砂即朱砂，是汞的化合物，性寒，有镇静安神的功效，但忌用火煅，火煅后汞的化合物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剧毒。红铅，是最为怪异的一味药，它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妇女月经分泌物。月经也能入药？古人认为它能壮阳补气，特别是经火炼制，其效大增，故而入药。单凭这三个成分，大家就可以想象它们经高温炼制后的产物对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别说吃死人，就是吓也吓死了！
且说李可灼奉召进见，向皇上说明病源及疗法，光宗听后十分欣赏，命速速上药。方从哲有些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医官们商量后再定。刘一璟则对在场的大臣们说，他家乡有两人服用此药，结果一个病好，一个病得更重了，是一半的概率，言下之意不能拿皇帝做试验。大臣们大眼瞪小眼，更拿不准主意是不是该吃这个仙丹了。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仙丹，送到皇上御榻前。光宗当着群臣面将仙丹服下，并直夸李可灼：“忠臣，忠臣”。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出来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听了都很高兴，松了口气纷纷退去。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对方从哲说：“上恐药力竭，欲再进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让皇上进一丸。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后状况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但光宗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谁也无法将他拉回。次日（九月初一日）五更，光宗突然死去。大臣们听到内侍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有的阁臣连鞋子都跑掉了，但光宗已经“龙驭上宾”了。
光宗的死因从西医角度讲，是典型的急性药物中毒。李可灼在丹药中很可能加入了其他兴奋药物成分，光宗在服下第一粒丹药后，实际已呈现出药物中毒的先期症状，如体热、兴奋异常等状况，但这种状况没有引起他本人乃至周围人的重视，短时间内再次服用一丸，使中毒加深，很快毒发身亡。从中医角度看，光宗死于用药失当，寒热相冲。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对此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投之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红丹案之前的崔文升进献大黄，属性寒之药，红铅属性热之药，寒热相冲，在光宗身体内发生剧烈的反应，光宗本已因纵欲过度而虚脱，岂能耐受如此剧烈的药物反应？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大臣普遍惊愕万分。联想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发生的事情，舆论迅速将矛头指向郑贵妃。红丸案的要害不在于一颗药丸，更不止李可灼之罪，而在于幕后主使者。明末宫廷风云变幻，一系列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发生，透过诸多事件依然可窥见神宗的阴魂不散，郑贵妃利用神宗生前赐予的宠幸地位，将新登基的光宗朱常洛玩弄于掌心。朱常洛虽登基成为天子，却始终未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他有重振大明江山的雄心壮志，但还未来得及施展才干就英年早逝，让人不能不扼腕叹息。明朝内部的皇权更迭，对周边藩属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以朝鲜李氏王国为例，光宗即位，遣使赴朝鲜宣诏。朝鲜王国派专人迎接明朝使节，但明朝使节刚进入朝鲜境内，光宗又驾崩，熹宗即位。朝鲜王国不得不重新安排接见礼仪，以应对明朝的皇权更迭，令朝鲜君臣手忙脚乱。
光宗虽然死了，但围绕他的争斗远未结束。他死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明末另一个著名宫廷事件——“移宫案”。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利用光宗的宠幸，效仿郑贵妃赖在乾清宫不走，迫使皇长子朱由校尊封她为皇太后，并与郑贵妃相互勾结，试图造成双重垂帘听政的既成事实。廷臣据理力争，坚决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拥立朱由校即位新皇，双方尖锐对立。九月初五日，李选侍迫于内外压力仓促移宫。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下诏以明年为天启元年，明朝已经风雨飘摇。
楼主，明史偶没读过，只看过当年明月写的《明朝哪些事儿》，历史他写的很有趣，楼主不妨也可拿来一读~~~~
是朱常洛，对他你不熟悉的话，他有个天才木匠儿子（朱由校）和明末代皇帝（朱由检，即崇祯帝），在位28天。
根据明月的看法（当然他写的很隐晦），以及我的推断，这位皇帝是纵欲而死的，“是夜，帝幸数人，圣容顿减”，主要原因是他的爹喜怒无偿（万历皇帝），他当了20几年的太子，一直是战战兢兢的过日子，终于熬到他爹死了，自己当家做主，放纵一下正常；还有就是他的后妈使坏，给他送了8个美女（估计这家伙当太子的时候没怎么见过）。这么一来，主体（朱常络）和客体（八个美女）都有了，圣容顿减就自然不过了~~最后有个死太监给他看病，皇帝明明是纵欲得的病，还给他泻火，就这样，白天吃药泻火，晚上被8大美女泻火，不死才怪呢~~~
以上都是我手打的，虽然没有楼上几位的copy的好，多多包涵~~~
光宗朱常洛 泰昌元年（1620）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一个月
死于红丸案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 ，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 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
光宗朱常洛 泰昌元年（1620）
光宗朱常洛可能是明代历史中最不幸的皇帝。在他39岁的生命历程中，前20年是不受宠爱的皇子，后19年过的是战战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及短暂的一个月的皇帝生涯。他的一生， 始终处于宫廷阴谋漩涡之中。他的父亲神宗偏爱他的异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则成为文官政府的官僚士大夫们拥护、推戴的对象。围绕着他和福王，官僚们与神宗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他被士大夫们视作国家的根本、未来的希望。他也确实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执政生涯里 ，曾经令士大夫们欢欣鼓舞，欣欣向治。
姓名：朱常洛 出生：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
属相：马 卒年：泰昌元年（1620）
享年：39岁 在位：1月
年号：泰昌 谥号：贞皇帝
庙号：光宗 陵寝：庆陵
父亲：朱翊钧 母亲：王恭妃
初婚：21岁 配偶：郭皇后
子女：7子，9女 继位人：朱由校
最得意：子女众多 最失意：太子之位不稳
最痛心：母亲失明 最不幸：登基一月而亡
最擅长：隐忍
光宗 1个月 死于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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