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如今我们提起徽商，第一反应会是明清的盐商，亦或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徽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得很早，并且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唐朝成书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当时“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词句（唐中叶划黟县赤山镇与饶州浮梁县地设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徽骆驼”们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这并不能解释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观念极重。唐末以来北方士族群体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世家大族的那种家族观反而在徽州这个“避难天堂”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间，长期以来禁止庶民建立家庙的限制被打破，徽州从宋朝就开始的家祭风俗逐渐走向公开化，徽州人骨子里的宗族观被去掉了最后一副枷锁，凝聚力大大加强。以同姓为单位的徽州商帮自然而然受惠于宗族文化。
《茗州吴氏家典》就有“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这样一条家法。徽州人投身商海的资本也大多是通过家族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获得。《清稗类钞》中记载，汪氏家族移居徽州后，只与程氏联姻，因为两家都是富商巨贾。不仅如此，徽商甚至雇佣学徒伙计都优先选择家族内知根知底的人。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乡同族的情谊，使得他们在客居地自发形成了商会组织。同时家族从事同一行业也有利于形成垄断，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开设典当铺的就大多是休宁籍商人。
经营有方，加上抱团取暖，徽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这些钱财进一步投资，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乡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观念让徽商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必须要为同族做出贡献，这也是一桩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吴氏家族财力雄厚，他们就专门延请水利专家为村落修建条堨等水利工程，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捐资公共工程之外，吴氏家族最知名的是与文人墨客的来往。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渐江曾长期住在吴家的家山寺庙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吴家的座上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吴家家山，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黄山。与文人交往在徽商群体中并不稀见，吴氏家族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家藏的艺术品。吴家以盐业致富，巨额财富让他们可以收藏许多艺术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阵因赴日展览而引爆舆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真迹。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对徽州感兴趣。人们常引用汤显祖所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来赞美徽州，其实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讽刺徽州这个“名利场”，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徽州谋名利。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徽州像吴氏一样的大家族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与文人士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兴建书院。

中国古代有着“重农轻商”的传统。然而，千年以来，商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未消失过。在古代国家没有完善的法律条文，保护商人权益，因而商人利用乡亲、宗族的关系，来抱团取暖，带有地域性质的商帮就这样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