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形象的分析

哈姆雷特是一个处于现实和理想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曾经对天地万物、人与社会都充满了美好的希冀。但是现实的严酷与丑恶打破了他的美好理想，他的人文主义的信念破灭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在复仇道路上的犹豫，显示了他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悬殊。借此表现了作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反思与对人的命运与未来社会的忧虑。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者的典型。虽然他在剧中一出场就是一个身著黑衣、一脸肃穆的忧郁王子，但“剧前期”的哈姆雷特可是一个在人文主义思想策源地的威登堡大学学习的快乐王子，他对人类充满了理性的信念：“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世界倏然改观：哈姆雷特心目中理想化的君主——老哈姆雷特突然亡故，猥琐而卑鄙的叔父克劳狄斯却践登王位；父母亲的爱情理想又为改嫁的母亲所玷污；盛大的结婚笙乐使哈姆雷特看到了本民族的致命缺陷，而老臣新贵们纷纷向新王献媚邀宠更使哈姆雷特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仅仅这些生活的不幸、人世的苦难就已经使哈姆雷特深深地陷入悲凉、忧郁中，谁知还有更加残酷的谋杀阴谋，使哈姆雷特的信念受到致命一击，巨大的震惊和愤怒，使忧郁的王子从个人的痛苦中转到了更加深广的范围，使他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在严峻的现实中，他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所要担负起的责任太大太重，远不是那个暴烈如火的王子小福丁布拉斯，目标狭隘、不计后果地一会儿攻打丹麦，一会儿攻打波兰；也不是那个简单莽撞，一心复仇，纠集一群乌合之众攻打王宫，又被国王几句花言巧语所哄骗和利用，愚蠢地充当了国王的枪手的雷欧提斯。哈姆雷特的复仇，不仅仅是遵照父命去杀死国王克劳狄斯的肉体，而是要消灭克劳狄斯所代表的黑暗社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处充满着专制腐败、阴谋诡计、阿谀奉承以及“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微贱者费尽辛勤所换来的鄙视”。“载负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一个点缀着金黄色的火球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而这一大堆污浊的瘴气，克劳狄斯是罪魁祸首，但老臣波洛涅斯、同学罗森克兰兹、吉尔德斯特恩等等，出于自己的私利，无不成为国王的帮凶。就是母亲和情人奥菲丽雅也由于软弱无知，无意中被黑暗势力所利用，并成为牺牲品。敌对势力是广大之阵，又是隐蔽很深的无物之阵。 哈姆雷特的认识更加深广，但却陷入到思考的怪圈中。在一个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相背谬的社会里，“生存还是毁灭”，这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人生命题。这也是人文主义理想者所面临的无奈和不幸。时代社会的颠倒混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所造成的必然的阵痛。君主理想已然破灭，君臣礼仪不复存在，纲纪败坏，伦常崩溃，世风日下。而封建堡垒却更加顽固。新兴的第三等级势力仅仅处于萌芽阶段，还不为人文主义者所认识。历史的反复和螺旋状态，是人文主义理想者们不期然而然的规律。人文主义者们不是政治家，而是理想家，他们胸怀远大，目标纯正，坚持理想信念，意志坚定。绝非为了一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在哈姆雷特机智地以“戏中戏”的方式证明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时；本可以毫不犹豫的复仇。但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是趁机杀死他，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哈姆雷特的宗教情结，更不能怪罪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文主义理想者的必然行动，而不再是宫廷权利的血腥争斗。最后哈姆雷特让他的好友霍拉旭好好活着把他“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人文主义者过于推崇个人的力量，这使得王子哈姆雷特看不起一般民众，嫌弃“一个平民也敢用他的脚趾去踢痛贵人的后跟了。”尽管国王曾经担忧哈姆雷特在民众中的威望，海盗也给了他应有的尊重和帮助。但哈姆雷特不可能“堕落”到像雷欧提斯那样率领暴徒攻打王宫，在暴徒的山呼万岁中登上王位。因为，这距离他心目中的人文主义理想太遥远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我们才看到如雨果、狄更斯等伟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下层平民百姓攻打王宫、教堂、监狱的情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文主义理想信念的根本在于“人”！高贵文雅，纯洁优美，勇敢坚强，兼具热情和理智，拥有平等和尊严。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人性是那么邪恶，那么卑鄙；那么脆弱，那么善变；那么孤独，那么……“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但忧郁的哈姆雷特毕竟没有丧失人文主义对“人”这个“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信念，而且为这个永恒的信念献出了生命。这个信念就是我们一代代人活着而且奋斗的理由。 另一方面，对哈姆雷特来说，爱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对奥菲利亚的爱，这对他显然有失公允。我们不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动机中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延宕性格的人。他从不延宕（杀波尔纽斯，杀两个朋友，在奥菲利亚的葬礼上一跃而出）。我认为也许把造成这一结果归为两点恐怕更合情理： 一、对母亲的爱。所以说，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有其价值所在的。剧中哈姆雷特往往将奥和葛并举，可以看出母亲失贞一事给他的心理造成多么巨大的阴影。这倒并不是说他的叔父做了他潜意识渴求的事，以至于心慈手软，被自己唬住，而在于母亲改嫁这件事令他无法再相信女人。这种透彻的了悟又是和爱女人的欲望纠缠在一起，以致痛苦万分，手足无措。 二、正如有的沙评家称哈姆雷特性格的形成一大部分原因在于莎士比亚无法对如此巨大的题材加以把握。这里有几条证据，如哈姆雷特的对于演戏的大段评说，诸多地方是为了表现剧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对社会的褒贬（这在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是无法想象的）。再如，同时要表现母子关系，爱情关系，又要表现复仇，势必拖延了后者。再回到开头的判断，我们看哈姆雷特死前的场景，他说的是有关丹麦继承权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整出戏发生在罗密欧身上，那么他临死时，不是抱着母亲就是呼唤着奥菲利亚的名字。所以说，把这部戏理解成社会批判据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毕竟，也许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哈姆雷特的身份是王子，而非公子，而王子是将继承王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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