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与《李凭箜篌引》描写有何不同

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都是描绘绮彩缤纷的音乐的名作。但两者各具特色，异曲同工，竞相争秀。白居易是庆春族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比喻从正面描写琵琶声，李贺是通过幻想境界的反响，从侧面烘托出了箜篌声。诗人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通过大胆的联想、瑰艳的色彩，再现了箜篌演奏的美妙乐声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森渣琵琶行》：通过一连串的比喻摹写琵琶曲的声韵情调，直接描写，只有“江州司马青衫湿”这句用了侧面烘托。
《李凭箜篌引》：侧面烘托、正面誉弊描写、通感、想象、夸张、神话。

《李凭箜篌引》运用了绮丽的想象手法，从各神的表现上表明了琴启族稿师的技艺高超。而《琵琶行》则通过纪实的手法，在记叙琵琶女凄凉身世的同穗绝时悄孝，抒发了作者郁郁不得志的情怀。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和音乐虽是紧密相连的，但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发于器，入于耳，来无影，去无踪，很难进行描摹刻画。而中唐诗坛上出现的《琵琶行》与《李凭箜篌引》却以前所未有的高超艺术和出神入化的描写创设了神奇的音乐境界，堪称千古绝唱。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叙事诗，诗中叙述一位琵琶女晚年沦落的遭遇，也表达了诗人“谪居卧病”中的凄凉心境。诗的第二段摹写琵琶女演奏《霓裳》和《六幺》，运用比喻写乐曲腊戚蚂的抑扬顿挫，出神入化，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借助奇特的想像将抽轮埋象的音乐转化为物象，高度赞扬了李凭演奏箜篌的卓越技艺。
《琵琶行》与《李凭箜篌引仔晌》一同被人称道的是在描绘音乐时那透纸传出、贯人双耳的一连串的精妙的比喻。
《琵琶行》用现实生活中人们具体可感的声音，比拟各种不同的难以捉摸的音响，把抽象无形的乐音，刻画成有形可感的实体，使读者仿佛听到了那或轻或重，或快或慢，或激越昂扬，或低回呜咽的应接不暇的乐音。如以“急雨”比乐声的粗重沉闷，以“私语”比其幽细圆润，以“珠落玉盘”喻其清脆悦耳，以“鸟语”“泉流”喻其婉转流利，以“银瓶破”、“水浆迸”、“铁骑突”、“刀枪鸣”形容其高亢雄壮，等等。听了这一系列巧妙的比喻的乐音，就像听了一支完整的乐曲：先从轻徐悠扬开始，仿佛从沉思中唤起记忆，接着轻快流畅，表现愉悦的情调，马上又逐渐缓慢，转入幽细以至听不见，似悲恸抽泣；然后，乐曲转为高亢嘹亮，让人联想到金戈铁马的战场，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结尾是戛然而止，意味深长，给人留下了艺术想象的空间。怎能不叫人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境界里!《李凭箜篌引》也用了不少比喻，使诉诸听觉的有声无形的东西，产生了具体生动的实感。如写声音清脆悦耳，像昆山美玉破碎；写声音婉转动人，像凤凰放开歌喉鸣唱；乐曲悲凉凄恻，叫芙蓉哭泣流泪；乐曲活泼欢快，叫香兰喜笑颜开。作者以感官的通感来互为比喻，以视觉喻听觉，使音乐变得更为绚丽多彩，既有声，又有形有色。同时，作者注意到用以设比的意象，都能给人们一种特殊的美感，它们的形象，使人喜爱，它们所发出的声音，自然也易令人神往。这就不仅调动了读者的听觉和视觉，而且激发了读者的联想和想象。
与春天相对的秋天，在人们的眼中往往充满枯黄、充满悲凉、充满萧瑟、充满哀伤，无独有偶的是《琵琶行》与《李凭箜篌引》二诗同写秋，笔峰所至，曲声悠悠，心声凄凄，句句相扣，段段入情，都借助音乐表现了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官居翰林的白居易，因直言敢谏，触怒皇帝，被贬江州司马。他空怀才学，徒抱理想，不为朝廷所用，失望悲愤的心情可以想象，惟有以诗抒发感慨。在《琵琶行》中，写琵琶女弹奏是“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写自己是“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不由得在心里呐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同的经历使他伤感万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而李贺出身于一个没落的皇室后裔的家庭，少年时才能出众，以远大自期，但由于避父晋肃讳，不能应进士试，只作了一个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因此他的心情是十分悲愤的，也曾写过一系列诗篇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与牢骚。在《李凭箜篌引》中，他正是用非现实的幻想和富于象征性的语言来表现其哀愤孤激之思：写长安城，变得冷气森森，南天门，惊起紫皇天帝；天穹上，补天石破，秋雨淅沥，神山中，神女捧琴，讨教绝技；幽涧里，老鱼瘦蛟，跳波起舞；月宫前，吴刚倚树，彻夜不眠……全篇着力刻画的这个怪诞凄恻的意境，是和李贺“自伤不遇”的凄凉心境和谐一致的。
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两首诗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会发现白居易和李贺在创作风格上其实各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两文虽然都描写了音乐，但区别很大。下面简要从五个方面加以比较。
在创作方法的采用上。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强调诗歌要反映民生疾苦。《琵琶行》正是遵循了这些现实主义创作主张而写成的。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客观描写歌女动作、音调变化、演奏场景、当时环境。在音乐表现上，它也用生活中常见的形象来比喻、描写，如实地再现琵琶乐声的无比美妙。此外，作者还善于选择和运用语言的声音，用“嘈嘈”“切切”等拟声词直接模拟音乐，更增加了诗歌语言的音乐感。而《李凭箜篌引》用的却是浪漫主义的方法。李贺继承了楚辞九歌、南朝乐府的传统，并受到李白浪漫主义精神的直接启发，因而诗中多用想像和夸张，从长安城外到长安城内，从地下到天上，作者纵横驰骋，毫无阻碍，他笔下乐声的力量，不仅穿云裂石，而且可驱神使鬼，这样神奇的想像和大胆的夸张，真使人惊心动魄。
在表现手法的选择上。《琵琶行》主要用正面描写，写琵琶女弹奏前试弦调音是“转轴拨弦”，弹奏时是“低眉信手续续弹”，弹奏中指法为“拢”、“捻”、“抹”、“挑”，将结束时指法为“收拨”、“画”。写乐曲旋律变化是由舒徐流畅到逐渐沉咽，由间歇停顿到激越雄壮，最后是戛然而止。虽然段末也用“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来点染当时的环境气氛，描写听者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声的妙绝入神，但总体上说侧面描写的成分较少。而《李凭箜篌引》主要用侧面描写，通过幻想境界的反响，烘托出了箜篌奇异变幻的声音。瞧，天空流云为之停步聆听，湘妃素女为之愁啼哀思；天上紫皇为之扣动心弦，山上神妪为之大大折服；仙人吴刚为之通宵不眠，月宫玉兔为之如狂似痴。如此的音乐演奏效果，怎能不叫人叹服李凭弹奏技艺的高超和箜篌曲调的不同凡响。
在结构顺序的安排上。《琵琶行》就全诗而言，依次写江边闻琵琶、江心听琵琶、听诉身世苦、共鸣感慨多，结构严谨；就音乐描写而言，先写琵琶女调弦动作，然后分两个阶段写她的演奏内容，最后写乐曲收束，层次分明。《李凭箜篌引》先渲染乐声产生的艺术效果，用的是“先声夺人”的笔法，再点明李凭在弹奏，只用两句直接描写声音，却着重刻画奇异怪诞的艺术境界，通过客观环境的反响来反衬李凭技术的高妙，意象繁密跳脱。《旧唐书》说李贺“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形象地点出了李贺诗作结构上的“怪”。
在表现内容的侧重上。《琵琶行》主要是突出表现琵琶女这个人物形象，对音乐的精妙描写只是为表现琵琶女服务。因而作者对琵琶乐声的描绘，处处紧扣琵琶女复杂的内心感情：“弦弦掩抑声声思”，是叙述她“平生不得志”的无限哀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是展现她起伏的心潮汹涌澎湃，而“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是感情又一次的大爆发，最后，“四弦一声如裂帛”，戛然而止的琴声，表现了琵琶女悲愤欲绝，五脏俱裂的内心。再加上琵琶女自叙悲惨的遭遇身世，怎能不引发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样，不仅暗示了诗的主题，而且升华了诗的内容。《李凭箜篌引》中则基本上忽视了弹奏者和听者，只用“李凭中国弹箜篌”一句作描写、介绍，主要突出弹奏者的弹奏技艺，描摹乐曲的艺术效果。
在表达效果上。清人方扶南有一段评论：“白香山《江上琵琶》……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移人、泣鬼，正可看作这两首诗不同表达效果的形象概括。《琵琶行》触景生情，因事起意。它用生动贴切的比喻描绘琵琶声，用简洁清晰的景物烘托气氛，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人，围绕着人的情感来写，使眼前景、耳中声、心头景三者结合，浑然一体，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歌女再次弹奏时，作者把更复杂的环境气氛和人物情态压缩在四句诗中：“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描写音乐，而能与人物情感融汇在一起，因此《琵琶行》以抒发委婉真切的情感著称，确实能移人性情。《李凭箜篌引》通过描绘李凭箜篌所创造的离奇幽怪的艺术境界，赞美李凭的高超技巧，也曲折地流露出作者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写湘妃素女闻声泣下，在早已滴满清泪的斑竹上又洒下点点泪斑，连善于鼓瑟的素女也惆怅万端，黯然伤情；乐声不仅感动了山上的神妪，而且使仙人吴刚难以入眠……如果说《琵琶行》中作者的感受，我们也许有过类似的体验，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则需要我们随作者一起去想象。有人说这首诗的描写“幽若神鬼，顽若异类”，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它的特点，即以描绘幽冷怪诞的意境取胜，可以算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
总之，白居易的《琵琶行》与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二诗虽同写音乐，却各有千秋，令人叹为观止，不愧为中唐诗坛上的两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