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А.А.（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6.23～1966.3.5）俄罗斯女诗人。出生于敖德萨。父亲是一名海军工程师。童年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度过。1907年，到基辅学习法理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阿赫玛托娃原姓“戈连科”（Горенко），由于她的父亲禁止她用他家的姓氏发表诗歌，以免“玷污”了一个高贵的家族的名声，便用了母亲家的姓氏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1910年，与其丈夫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坦姆、戈罗杰茨基、纳尔布特等创办“诗人车间”，成为阿克梅派的核心人物之一。1912年，出版诗集《黄昏》，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914年，出版诗集《念珠》，曾引起轰动，在十月革命前重版过十一次。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室内抒情诗”的特点，善于运用一些细节性的场景，来描写自己内心隐秘的感受，基本主题是苦恋、忧愁、背叛、愤怒、悲哀、绝望等。1917年，出版诗集《白色的鸟群》。1921年，出版诗集《车前草》。1922年，出版《耶稣纪元1921》，由于当时正处在社会的转折点上，她的这几部诗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此后，有将近15年时间，她既没有发表新作，也没有重版过任何以前的诗歌。20年代中期，转入普希金诗歌研究；同时，从事诗歌翻译。卫国战争期间，阿赫玛托娃创作了一批具有相当高艺术水准的爱国主义诗篇，如《起誓》、《勇敢》、《祖国土》等。1946年，与左琴柯一起成为“极端不公正和粗暴的非难”（特瓦尔朵夫斯基语）的牺牲品，受到当时苏联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的点名批判，认为她的作品散发的“时而是修女，时而是荡妇”气息，被开除出苏联作协。50年代后期，恢复名誉。晚期的主要作品是《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62）。
安娜·阿赫玛托娃：简短的自述
安娜·阿赫玛托娃(23.06.1889-05.03.1966)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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