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鲁迅笔下的三位人物

恩师是永远让人怀念的，对于自己的老师，鲁迅先生只写过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
寿镜吾先生，是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启蒙老师。在那里，鲁迅受到的是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每天无非刻板地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听话就遭到呵斥，甚至打手掌心。但鲁迅先生仍旧很尊重他。因为，在鲁迅先生的眼里，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极方正、质朴、博学。他对鲁迅十分关心，对劳动人民十分同情。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不体罚学生，是个慈祥的老师。
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是个俭朴的人，他对鲁迅这个中国留学生十分热情，诚恳，并没有因为鲁迅是中国人而产生偏见，反而更关心他：为鲁迅修改讲义，对鲁迅的学习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着鲁迅。在鲁迅心中，他是个伟大、正直、热情、诚恳的老师。
章太炎先生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是给予鼓励和支持的老师。他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鲁迅十分钦佩他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精神。他说过，在日本所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正如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所说的“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模范”。他那强烈的爱国精神熏陶了鲁迅，令鲁迅更坚定地“以笔为枪”。另外，鲁迅还十分赞赏章太炎先生的平易近人，民主作风和态度：在日本讲学时，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解释，滔滔不绝。有时随便谈天，也是诙谐间作，妙语解颐，。鲁迅说他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就像朋友一样。在鲁迅眼里，他是个和蔼、正直、极富爱国情感的老师。
鲁迅先生的这三位老师，在启蒙的同时，还以爱、正直、热情、诚恳去启蒙着他。他们的性格也进一步的感化着他，另他永生不忘。

寿镜吾：鲁迅先生的启蒙老师,和蔼,方正,质朴, 博学,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寿镜吾具有反清反帝的爱国思想,对清王朝辱国丧权极为不满,很同情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太炎先生：有学问，不太得志，使大多数人忘记，有斗争和先哲的精神，但因为环境的影响，使太炎先生渐入颓唐，参与馈赠。

藤野先生：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至死至忠地主动关心非本国的学生，没有民族偏见，对学生给予鼓励与帮助。

鲁迅的三位尊师

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两位老师复杂些。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来看，鲁迅尊师，便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
回答者：可口可叻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2-15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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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两位老师复杂些。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来看，鲁迅尊师，便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