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阿Q正传》作者对待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阿Q正传》自1922年发表至今,已被译成多国文字，究其原因，主要人物阿Q形象的鲜活性应是重要因素。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被概括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几乎被世人奉为圭臬，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阿Q正传》的赏析和审美。但鲁迅先生真的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
　　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确实是鲁迅先生所创造。鲁迅先生在其早期诗学的代表作《摩罗诗力说》(1907年)中评论拜伦时说过，“（拜伦）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
　　但是从鲁迅先生自己所写的涉及到《阿Q正传》成因的文章资料中始终找不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语句。
　　鲁迅先生曾说：“那时我住在（北京）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阿Q正传〉的成因》）
　　鲁迅先生还在《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阿Q正传〉的成因》、《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寄〈戏〉周刊编者信》等文章中，反复阐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等等。 基本上能够肯定，鲁迅先生并未提到自己是抱着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来写阿Q的。
　　二
　　细品鲁迅先生笔下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实也并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值得悲悯的地方。
　　阿Q的确是个十足的被欺凌、受压迫，没有任何地位的小人物。他是做短工的，没有什么“行状”；连姓氏名谁都无人清楚；没有住处，寓在土谷祠里；生活在未庄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但他有一种独特的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高兴起来。这就是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阿Q是麻木的，秀才的大竹杠快打到他身上了，他才意识到这与他相关；都被套上号衣，只等拉去枪毙了，他才醒悟这是要去杀头；未庄人因他的流氓，不再请他做短工，他始觉得人们有点奇怪……他仿佛永远是昏昏噩噩的，从肉体到精神，整个儿都是麻木的。阿Q是冷漠的。革命党被杀，他讲得眉飞色舞：“‘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阿Q又是可恨的。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他与小D斗，与王胡斗，背地里抛砖头，说些诛心的话，活脱脱一个流氓无赖。阿Q是可鄙的。他与王胡比谁身上的虱子多，因为比不上王胡身上的虱子大而且多，居然与王胡打了一架；他看不起城里人煎鱼用葱丝，又嘲笑未庄人未见过城里的煎鱼；他的革命理想便是“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阿Q正传》）
　　故此，在与文本的交流阅读中，读者很难说鲁迅先生在阿Q身上赋予了多少怜悯和同情，他只是外带嘲讽、实则冷峻的刻画出这么一个病态社会中病态国民的典型而已。 三
　　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根本目的原非就不是要让读者去哀怜阿Q，去哀阿Q之不幸怒阿Q之不争。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先生只是要借助阿Q的形象来“刻画国人的魂灵”，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然，先生又怎么能说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话呢？
　　鲁迅先生只是把阿Q当作一个愚弱且病态的象征，做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王晓明：《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阿Q正传〉》）
　　如果拿塞万提斯塑造的不朽形象堂•吉诃德和阿Q来对比，堂•吉诃德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而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则表现了国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依靠精神胜利法，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至死方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还未省悟自己是如何而死的。（张梦阳：《鲁迅在今天的意义》）
　　四
　　错误的理解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将会导致对《阿Q正传》的错误理解，以至使我们更远离而非接近对《阿Q正传》这部经典小说的本质的诠释和审美。正是由于站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上，有人归纳出了所谓阿Q的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姑且不论这种归纳本身也并非全部体现为正反二重性格特征，实质上读者从小说里也并不能充分感受到阿Q身上所谓多种二重性格特征中那正面的性格来。
　　也正是由于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上，有人认为，“鲁迅小说的实质是悲剧性的，而且有很深刻的悲剧性”，“鲁迅小说是‘含泪的笑’”的艺术，“‘笑’是其小说的外在形式特色，‘含泪’才是‘笑’的实质；‘笑’是第一反应，‘含泪’是深思后的结果。鲁迅小说以其‘笑’的外衣遮盖其‘含泪’的内核”。（唐开文：《鲁迅小说悲剧意识》）而对于上述“含泪的笑”的艺术以及悲剧性的看法，用于《阿Q正传》上并不正确。“含泪的笑”的艺术应推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的藤叶》等为典范，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真、善、美价值的东西最后被无情的撕破或毁灭，从而造成了一种“含泪的笑”的艺术效果，具有一种悲剧色彩。而阿Q身上，由于作者并没有赋予其过多的美好的品质，并且也许这是鲁迅先生创作这部小说时有意为之的，所以读者并不能充分感受到“含泪的笑”的艺术效果。同时，在阿Q身上的所谓的“笑”的材料，实际上不过是鲁迅先生为切“开心话”栏目所加的一些佐料而已。
　　综上所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断恰恰冲隔了对《阿Q正传》的接近本质的诠释，也使《阿Q正传》作为经典小说的现实意义无法得以延续。
　　五
　　鲁迅先生笔下所塑造的阿Q形象，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先生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以至到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在《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茅盾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周作人则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主旨是“憎”，精神的是负的，并且周作人认为《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是反语（Irony），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李和明：《亲切和隔膜——浅析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论》）
　　而读者品读《阿Q正传》，也能品出阿Q其实有和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一样的本质。譬如阿Q看到王胡捉虱子，便暗地里和王胡比赛，结果没捉到几个，而王胡捉到的不但多，咬起来也分外响，于是阿Q便出言不逊，主动挑衅，骂王胡是“毛虫”，结果被王胡扔出去六尺多远。但阿Q总是要找尽机会报复的。一次说到杀革命党，直说“好看”，光说不行，还要比划，“但阿Q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直劈下去道：‘嚓”’！结果是“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身边”。——可怜的王胡，他哪里知道自己所挨的这一“嚓”是咬那几口老虱子种下的祸？另外在阿Q的“革命狂想曲”中，第一乐章就是要杀人，在决定首批处决的五人名单中，就有这位王胡，排在第一的是和他打架打成平局的小D。（吴非：《阿Q的那一“嚓”》）此时此刻的阿Q，其阴险毒辣和赵太爷之流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并不是批判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而言的，只不过是把其集中在阿Q的身上而已。从本质上说，阿Q、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都是相同的。故此，可以认为，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也并非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能概括的。
　　（冯传亭，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 浅谈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 冯传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