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白居易的《长恨歌》的主旨理解和认识

这是写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帝王却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人，两人虽相爱却只能留下长长的遗恨。有对帝王骄奢淫逸的不满，也有对两人爱情的歌颂。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赏析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恨的不是王位的丧失和江山易主，而是长“恨”爱情不能天长地久，更恨美好爱情的有时尽！故而：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
……
……《白氏长庆集》壹《伤塘衢》二首之贰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难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写李、杨的爱情吗？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白居易对唐明皇这个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资，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宜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无伏，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
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日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
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政教寝微”等语，也符合天宝政局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写作动机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
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

人们认为，《长恨歌》的主旨就在于歌颂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长恨歌》甚至被视为古代爱情诗的经典之作。当然，诗人在诗作成之后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就有了后来陈鸿所作的《长恨歌传》。
那么，尽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初衷与作品的实际主题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即是说《长恨歌》的主题早已偏离了即定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但是，关于本诗的讽喻说自古一直流传至今，而它的爱情诗说是近代才大量出现的。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长恨歌》本身说起。在本诗的第一节，可以说诗人还是很清醒的，此时他并未忘记其写作动机，所以就有了“汉皇重色思倾国”等句。在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中，“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作了如下旁批：“七字一篇总纲。思倾国，果倾国也。欲而得之，何恨之有。”其中对李杨之恋及其导致的结果充满了否定和批评。他的“思倾国”为总纲正是持“讽喻诗”的论点。而讽喻说者也一直持这种论点。再者，在古代封建社会，从当时的道德立场和社会立场上，多数人是不会提出爱情说的，更不可能支持这一论点。所以，这首诗的真正主旨就湮没在了滚滚的历史红尘之中。
然而，所要批驳的是，但就全诗的叙事结构来看，这个“首句为纲”的说法是立不住的。按陈婉俊的理解，“汉皇重色思倾国”的意思是说，由于重色轻朝政，最后连国运都给葬送了，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戒吗？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他才会发出“思倾国，果倾国也”的喟叹。“倾国”之于他是“葬送国运”的弥天大罪，非得讽喻匡正不可。但若是让我们考察一下诗句的逻辑联系和典故来源，便会发现更合理，更恰当的诠释：首先，“汉皇重色思倾国”不是一句完整的诗，它与紧接下来的“御宇多年求不得”存在内在的，构成整体的联系。仅仅半句话堪为全诗之“纲”，恐怕是真的玄了点儿。在这里，“汉皇”是春秋笔法，借汉武帝写唐玄宗。一提起“武帝之恋”，便会立即想起有关李夫人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所以说，“倾国”在这里化作了亭亭玉立、绝世而存的美女形象，“思倾国”正是“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情结。“御宇多年求不得”的正是这样的“倾国美女”。开头两句十四个字，仅仅是“爱”的开端，而并非什么“倾覆天下”的绝笔。既然是这样，“思倾国”的讽喻说便不能成立了。
既然明确了《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也同时认清了《长恨歌》创作动机与实际主题的偏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区分的是另两个重要的概念，《长恨歌》写的是爱情，但不能说它的主题就是纯粹的“爱情”本身。
从全诗的结构分析，前三十句是“醒时同交欢”的朝朝暮暮情景，爱之深切是浮出字面的。写安史之乱西逃蜀中过程的仅仅有短短四句，可见“政治教化”在本诗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写马嵬兵变，贵妃之死的有八句，极尽无能为力、血尽泪垂的悲恸。然而写贵妃死后，朝思暮想，睹物忆人，海上仙山故事却占了大半部分的篇幅。所以说，尽管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叙事诗，仍然不可将其主题简单地界定为一个“爱”字，因为描写现世爱情的篇幅委实不多，更多的是繁华散尽后的绵绵相思和悠悠长恨，悲壮而冷漠。
我们似乎还应有所注意的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叙事的“立场”发生了自然的转移。起初，作者站在第三者旁观的角度上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诗人是旁观的。然而这样和谐的叙事立场却随着后来的惊世变乱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的心灵体验和感受，包括后面“海上仙山”的故事，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都说明，诗人已不是再用第三者的叙事立场来向读者们讲述一个爱情的故事，而是置身其中，把自我的心路体验和感受用“玄宗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这种现象在作品中如此明显的出现究竟是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诗人为何会把自身感受与玄宗心境贴合得那样自然？这是否说明诗人将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玄宗这个角色之中呢？
其实，在这其中还另有隐情。令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白居易集》中有一首创作长恨歌五年之前（即贞元十六年）的诗歌颇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