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治学给我们的启示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年的三月份，明朝廷又再次增加江南淮扬等府赋税，致使民怨沸腾。就在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顾炎武从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年仅十四岁的顾炎武就加入了复社。这是个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目。在青少年岁月里他广泛接触名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

公元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就在同年五月份，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公元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北京到山西、陕西游历。在这之后他就没有回过苏州故里。他最后一次南归江苏，也就是公元1667年，从山东到淮安,并刻录他的著作《音学五书》。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这篇音韵学巨著。更提出不同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韵的变迁过程。后来的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

顾炎武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他毫不迟疑以死自誓，“唯办刀与绳”。是啊，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他的两个兄弟，好友吴同初，潘田力和吴炎等都死于这场民族战争，多少亲朋战友为了明朝都慷慨就义了，面对清人的诱降顾炎武毫不退缩的选择不合作，宁可从容赴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就是他一生标榜“行以有耻，博学于文”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公元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公元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就在同年五月份，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顾炎武治学重视实地考察，尊重有实践经验的下层人员，而不迷信书本，可见其决非死抱着书本寻章摘句，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腐儒，而是求真知、有识见的学者。

学习要重视实地考察，尊重有实践经验的下层人士，不要迷信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