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的创作《琵琶记》

2025-02-15 02: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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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无情，当赋归去，“自脍鲈鱼买浊醪”。
至正十六年后，朝廷命他为福建行省都事，他无意恋栈。时分省庆元之方国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辞不从，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归家也不成，旅居于庆元。元廷任其为国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撰写戏文《琵琶记》。
在宋代温州戏文中，原有《赵贞女蔡二郎》一戏，徐渭《南词叙录》谓“即旧（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高则诚于以改造，将负心蔡伯喈（即蔡邕），改塑为“违心人”：蔡伯喈奉父命违心去应举，被牛相强招为婿进相府，朝廷不准辞官归养双亲，终使他滞留京师，灾荒之年，二亲双双亡故。高则诚把自己仕途蹭蹬中之痛苦与感受，熔铸进主人公蔡伯喈形像中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应举为官，招致蔡家一门家破人亡，以此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和仕宦道路之罪恶，人谓整部戏作“纯是一部嘲骂谱”。较之《赵贞女蔡二郎》，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高则诚尤倾注心于赵五娘形像之抒写。赵氏勇于承担苦难，荒年饥岁，只身一人，竭尽全力奉侍双亲，虽受委屈，始终不渝，成为中国中世纪劳动妇女典型。“高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赵五娘）《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询异事也。”
高则诚在《琵琶记》起首云：“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达动人境地，高则诚取草本反复吟唱，一再修改，决不苟且。“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南词叙录》也有类似记载：“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
高则诚撰成《琵琶记》，极大地提高南戏艺术水平，“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被尊为“曲祖”，“《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广为传演，“浸淫胜国，崔、蔡二传奇（指《西厢记》和《琵琶记》）迭出，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高明的一些好友和同门如刘基、宋濂、陈基、王袆、赵*等，纷纷前往应天效力，朱元璋征召他，以疾辞。不久，患病去世，葬于家乡。《清颍一源集》载其墓地在柏树桥南岸，乾隆《瑞安县志》则谓“在十五者筑坟汇”，有待后人去发现。友人陆德旸以诗哭之：“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早郎官。一代儒林传，真堪入史刊”。从诗意看，高明当卒于明初，终年约70岁。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菜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盖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贞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高明墨迹《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关于评价、整理《琵琶记》的讨论会。《琵琶记》的传本很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有清陆贻典钞本《蔡伯喈琵琶记》，是保持古本原貌较好的本子。明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与此相近。1958年在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也属“元本”范畴，是今存最早的艺人演出本。其余均经后人删改，与原本差异较大。《琵琶记》标志着南戏从民间俚俗艺术形式发展为全面成熟阶段，是南戏发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故被称为“南戏之祖”。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总之，《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因此，《琵琶记》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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