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教育野外实习传统的形成

周玉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清朝末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以及对于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加，政府开始重视地质矿冶人才的培养。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培养矿冶技术人才的路矿学堂。此外，清政府还曾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中有少部分人学习过矿冶或地质学。但是，无论是当时的新式学堂，还是派遣的留学生，都是以学习西方的语言和军事、造船等技术知识为主，并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地质学教育模式。1909年，北京大学设立地质学门，但仅仅培养了两名学生便于1913年停办。^[1]因此，在地质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一套现代的地质学教学体系，也没能在本土培育出能够胜任地质矿产调查和研究的人才。章鸿钊曾说：“前清对于地质教育并没有得到可以记录的成绩。”^[2]正是在这样的急需人才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地质研究所诞生了。地质研究所初步建立了中国地质学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中国本土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本文将对地质教育中野外考察传统的形成做初步探讨。

一、创办教育机构的缘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地质科第一任科长章鸿钊撰文提议在实业部建立“矿山大学”，同时在理科大学中设置地质学科，以培育专门人才。然而由于“当局举棋不定，异议蜂起”^[3]，不久后，章鸿钊借故调任农林部技正一职。他的计划未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

1913年2月，丁文江正式就任地质科科长。丁文江上任后，拟写了《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丁文江认为，“调查地质，着手之难难于经费与人才。然试办期中，不期大举，则经费鸠集尚不甚难，惟经验之才，技术之士非作育于前，难收效于后。”^[4]尽管北京大学曾设地质学门，但学制达六年之长，缓不济急。而且学生过于文弱，没有野外实习经验，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此，丁文江提出设立培养人才的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团。“其团员以研究所教员兼之，一年之中，平均以半年从事于教授，半年从事于调查。”^[4]

由此不难看出，在地质研究所筹办之初，就强调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而这与地质研究所“专以造就地质调查员”^[5]的宗旨也是相互一致的。

1913年9月，工商部下达委任令，丁文江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与地质调查所所长。两所由此正式成立。^[6]由于丁文江多次奉命参与野外调查等原因，章鸿钊于1914年正式接任丁文江任地质研究所所长。^[5]

地质研究所的创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是振兴事业，科学救国，发展工矿产业的必然趋势。

1.地质研究所师生简介

地质研究所的招生考试于1913年7月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共有36名学生被录取，其中正取学生27名，备取9名。

姚乃鬯、叶良辅、吴承洛、潘蘅芬、吴肇祯、陈平云、周赞衡、耿调元、金铸、乐文照、刘季辰、谢家荣、李学清、徐渊摩、徐韦曼、高子黎、唐在勤、赵志新、王竹泉、赵汝钧、马秉铎、徐振楷、刘世才、仝步瀛、王景祯、李捷、谭锡畴(以上正取二十七名)

祈锡祉、张蕙、陈树屏、张昱昌、佟敦朴、陈庶惠、邢进元、马起麐、康鸿翥(以上备取九名)^[7]

1913年10月，地质研究所的第一批学生入学，学制三年。但是，上述录取人员被未全部到地质研究所就读。根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的学生名单可知，地质研究所第一批学生实际共有22名，分别为：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赵志新、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陈树屏、赵汝钧、杨培纶、祁锡祉、张蕙和唐在勤。其中朱庭祜、卢祖荫、杨培纶并未出现在录取名单中。据朱庭祜回忆，他最初报了名，但届时因病未能应考，后又赴北京补考方被录取^[8]。

地质研究所的教员除创办者章鸿钊、丁文江外，还聘请了由比利时鲁文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归国的翁文灏。翁文灏是地质研究所唯一一位专任教员，讲授地质、矿物、岩石、矿床等课程，被章鸿钊评价为该所“最有功之教员”^[9]。

除上述三位教员外，地质研究所还聘请了25位兼职教员(表1)。在这些教员中，很多人具有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的教育背景。例如，张轶欧曾留学比利时修习采矿学，王烈曾留学德国修习地质学。据推测，这些教员多为农商部的部员以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及教员^[9，10]。

表1 地质研究所教员及所授课程^[5]

续表

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21人毕业，得卒业证书者18人，修业证书者3人。此后，地质研究所停办。这批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地质调查所，这个所的工作才正式启动。^[5]

2.地质研究所的课程设置

地质研究所虽名为研究所，但是其创办宗旨不难看出，该所实质上是一所地质学专修学校。由地质研究所所开设的课程(表2)可以看出，所开设课程均为地质学的基础课程及相关专业课程。

表2 地质研究所学科课程表^[4]

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记载，1915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章鸿钊对地质研究所的课程设置做了较大的修改。不仅废除了矿物学与古生物学的分科，还在教学内容中取消高等岩石学、停止继续讲授古生物学等课程，同时增加了采矿学和冶金学等应用性科目。章鸿钊对此项改革的解释是：“窃思地质调查事业头绪纷繁，约而言之厥有二大端，即一为制就全国地质图以定各种事业之基础，二为调查全国矿产以图天然实利之开发……地质研究所即为培植是等人员之机关，亦即为以中国人调查中国地质矿产之准备……揆之我国目前缓急之情形，似宜以学理为辅，而以实用为归……二者固不能偏废，而亦宜量度时势以参酌损益于其间”。^[5]此次课程调整除上述原因外，章鸿钊还指出，经过五个学期的学习“所有根本科目大半先后授毕或将次第告终”，而矿物学与古生物学“愈涉高深，则离实用之途愈远，而设备之费亦愈巨，况学生无多，分之则俞有限”。^[5]

由上表不难看出，修改后的课程更加注重野外地质实习。自第二学年开始，每学期均设置了地质旅行。而地质研究所的第一部学术成果汇编——《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即是在这些地质旅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时，由表2还可以发现，三个学年中每个学期均开设了德文课程，这足以说明地质研究所对于外语的重视程度。因为外语水平的提高直接有利于学生阅读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发表。而此前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的外国学者中，尤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成就最为显著。

注重野外实习的传统在后来恢复招生的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课程表中有所体现(表3)。仅从课程名称上看，北大地质系在矿物学、平面测量、地史学、岩石学、地文学、构造地质学等多个地质专业课上都有实习要求。恢复办学后的北大地质系也成为中国地质人才培养的一个主要机构。而其从地质研究所传承下来的教学模式无疑对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3 北京大学地质系(1925)专业课程表^[11]

二、野外调查的路线及区域

地质研究所师生的野外实习始于1914年。是年夏，章鸿钊、虞锡晋带领全体学生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野外地质实习。具体范围为：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东北由玉泉山至温泉村。这是地质研究所组织的第一次野外地质实习，共历时7天。

1915年夏，地质调查所全体学生为卒业报告做地质旅行。这也是地质研究所诸生独立研究的开端。此次地质旅行的范围不仅包括直隶京畿附近一带，还包括了稍远的磁县、临城、蓟州；东至山东张夏；南抵浙江钱塘江下游(表4)。

表4 地质研究所师生野外实习统计^①

续表

注：表中*标记的实习为测量实习，其余均为地质实习。

①本表根据《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地质研究所师生野外实习概况”(16～18页)及《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中“学生前后实习地点表”(45～48页)综合整理而成。

丁文江认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行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到的结果”。^[12]地质研究所规定，参加实习的师生于每次实习之后，都要作实习报告。学期结束时，全面审定野外实习报告，审定通过后，才许参加期终考试。^[13]地质研究所存在的三年间，共安排野外实习11次，短者数天，长者月余。师生的足迹涉及六七个省，其中尤以京郊一带最为详尽。叶良辅于1920年发表的《北京西山地质志》中，很大部分基于地质调查所师生的野外实习成果。

三、中国第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16年，章鸿钊与翁文灏将学生实习期间的调查报告集结成书，编成《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这是该所师生野外实习成果的汇编，也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第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全书共六章，第一章详述了地质调查的范围，第二章至第六章依次为：系统、火成岩、构造、矿产、结论。全书共附有27幅地质图和19张照片。

《系统》一章是在地质研究所师生自行调查的基础上，综合了外国学者此前所作的研究，对所调查的区域进行了地层的划分及比较。同时，对各层的地质年代进行了确定。对于地层的划分和对比，可以确定其生成顺序，了解生物演化及分布规律。同时，对于研究古地理、古环境变迁、地壳运动的规律，以及矿产勘查和开采具有重要的意义。

《火成岩》一章主要对火成岩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年代进行了初步推断。在当时，火成岩的分类，尚无全球通行的规范。因此岩石名词往往一名多义，或同义异名。这为地质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多困扰。文中指出，我国“译名缺乏通行名辞，取自日译为多，先创为主，固科学通例，然日译名词多出自西文古义，至今学理变迁，古义渐失，沿而用之，有易滋误会者”。因此在本章所涉及的岩石种类，均附以西文名称，以减少由翻译不同而带来的问题。对于沉积岩的形成年代大多可根据其层位性质及地层中遗留的化石做判断，而火成岩的形成年代判断则相对较难。但是，著者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对火成岩形成的年代进行了推测。火成岩的研究对地质学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火成岩中的矿物和化学结构能够提供很多关于地壳结构的知识。此外，通过测量火成岩的年龄，以此和邻近地层年代比较，可以推断事件发生顺序，对于研究板块构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地质研究所师生所调查的范围已覆及六七省，但仍然很难就师生实习的调查成果而得出地质构造的结论。因此《构造》一章是在师生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参考了西方学者的调查成果。

第五章对调查过的矿产进行了论述。主要为已经处于开发阶段的煤田和铁矿。其中包括：门头沟煤田、斋堂煤田、直隶滦州煤田、临城煤田、磁县煤田、山东泰安宁阳间磁窰煤田、山东峄县枣庄煤田、江西进贤丰城煤田、怀宁贵池太湖宿松四县煤矿、直隶滦县铁矿、江西德化城门山铁矿、皖岸铜繁当三属铁矿。本章所涉及的矿产主要包括煤矿和铁矿，其中尤其煤矿为主。文中主要对矿产的产量、开采公司、开采情况、日产量，工人工资、矿产售价，采矿设备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最后一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南北地层概略，各时变迁概略，以及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收录了地质研究所三年间师生野外调查的成果。翁文灏在该书的序中写道：“故实习所得往往零碎琐屑，而少有系统者，是诚自憾，而亦事之无如何者也，虽然爝火萤光散之不足以烛尺寸者，合之或可以照一室。东鳞西爪分之不足以窥一斑者，合之或可以成全体。”尽管本书所调查的范围仅涉及六七省，且只有北京周边地区调查较为详细。但是，在当时中国地质学研究近乎空白的时期，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是“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14]，在中国地质调查事业史及地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小结

由地质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学生，是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这些人大部分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该所的毕业典礼上，安特生评价这批学生的学业程度“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5]这一批毕业生曾先后任职于地质调查所、各省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地质系。他们无论是从事研究、教学，还是行政管理等职务，都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章鸿钊曾说，“国家一切远大的事业，非从教育着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过去种种失败原因，只在这一点。民国以后地质学界的成绩，就是从教育方面收得的结果，将来如要更上一层，还得在教育方面努力。”^[2]地质研究所的成绩，无疑证实了其所确立的中国地质教育模式适应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适应中国的发展。

根据《地质研究所一览》中所列的教员名单可知，该所教员全部为中国学者。尽管如此，不难发现，他们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接受了西方较为先进的地质学教育。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也对西方的教学模式取长补短，并结合中国国情而创立了自己的模式。丁文江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在英美的大学和矿业学校中，一般缺乏野外训练。在一所英国的矿业学校中，学习了几年，才只有两周的实习，以致学生毕业后完全没有独立从事探矿工作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的学校较好。但另一方面，早期的专业化和过多的自由，严重地妨碍了学生选择他们的学习方式，以致有的地质工作者从未看过岩石显微镜，而在所谓的地质师中，有些人很少受过与油田地质研究有重要关系的地史学和地层学的训练”。^[15]由此也可以看出，野外实习对于培养地质人才的重要性。而地质研究所的教育正是遵循着这种教育思路而开展的。

除此之外，地质研究所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以及野外实习的艰苦经历中，也培养了一种能够吃苦的精神。地质调查所的顾问安特生曾说：“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16]在地质研究所的结业典礼上，丁文江也曾忠告他的学生们说：“要考虑本国国情，不要计较个人薪水和办事条件。诸君当观吾国下层社会，每日所得几何；第二不可染官僚习气，要勤俭自励”。^[5]这种精神形成于地质研究所时期，对于后来中国地质较有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影响也在无数次的野外实习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

尽管今日的地质教育目的已不仅仅只是为了培养野外调查员。但是，不能否认野外考察作为一种基本素养，对于从事地质事业的任何一种岗位都是极为必需的。今日，地质研究所师生调查次数最多也最为详细的北京西山地区，仍是多所地质院校的实习基地。而这种野外实习的传统正是由地质研究所而传承下来。这种注重实践的地质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学家。

五、致谢

感谢中国地质图书馆张尔平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先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陈宝国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及帮助；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九辰先生为本文提供的指导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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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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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府公报，191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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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翁文灏.序.见：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91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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