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农业被进一步强调,文帝提出“农天下之大本也”,景帝提出“农,天下之本也”,昭帝也说:“天下以农桑为本”。南北朝时则形成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唐代的统治者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有国者必以人为本,固本者,必以食为先。”宋代农业家陈旉又将农业和维持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说:“生民之本,衣食为先,而王化之源,饱暖为务也。”“列圣相继,维在务农桑,足衣食,此礼义之所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直到清代,康熙在《农桑论》中仍然说:“盖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废则寒之原,小民饥寒近于身,而欲其称仁慕义……其势不能。”事实说明,农本可以说是贯穿我国古代的基本指导思想。
为什么说我国历代重农,提倡农本,是基于对农业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其一,农业是繁荣经济、富国足民的基础。《管子》说:“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他,国之富也。”意思是说,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五谷,桑麻,六畜等农产品,因此,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使国家富起来,所以《管子》说:“农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同时,“田野充,则民财足”,老百姓也才能富裕起来。
其二,农业是安定社会,长治久安的保证。《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要保持社会安定,首先就要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了,才能安乡重家、奉公守法,如果百姓生活贫困,缺衣少穿,他们就会危乡轻家,犯上作乱,为非作歹,社会的安定局面就难于维持,这一点,汉代的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得更透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晁错在这段话中,从政治角度出发,指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对保持社会安宁的重要意义。
其三,农业是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管子》说:“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深刻地指出了粮多、国富、兵强之间的内在关系,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括而不至。”氾胜之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从正反二个方面说明,农业是克敌制胜、攻能取、守能固的物质基础,要巩固国防,必须首先发展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