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信仰 人类将会怎么样？

一、信仰和信仰什么周剑铭在“我们信仰什么”一文中指出，人性就是人的价值，信仰是人的终极价值，信仰什么是终极价值的实现方式，宗教信仰是以对超验的人性（神）目的去追求的人的终极价值。动物只有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没有信仰问题，或者说动物没有人性,没有人的价值观念，只有动物本能，所谓“丛林法则”说的就是这个事。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位哲学家曾说，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野兽一般。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儒家的传统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有这样的名言：“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有“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意思都是说，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的态度相一致。南宋哲学家朱熹为此作注说：“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有没有或有何种宗教信仰对一个人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没有信仰，你就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在西方文化环境中，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肯定是一个没有心灵约束的人，因此是难以信任的。信仰，西方人通常的理解就是指某种宗教信仰，信仰与宗教同义，不同的宗教就是不同的信仰。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和主流宗教的基督教来说，信仰就是在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宗教哲学意义上的信仰。他们认为，不信神(上帝)就是没有信仰，无神论者也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常常就有不信教的科学家自称或被称为自然神论者。宗教信仰是建立在对自然或者神的敬仰崇尚上，宗教的本质就是排除理性，而达到全身心的、无条件的——不需任何理由的信。政治信仰不是宗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分析上, 信仰共产主义是保持现实性的、不离理性的“信仰”，称之为“政治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绝大多数人受到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奔向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是憧憬也是信仰。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更要在入党时宣誓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至于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共产党领导下千百万劳苦大众同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外国侵略者浴血奋战，更是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这些都来自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有没有信仰与信仰什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信仰什么是信仰的表达或实现方式。信仰某种宗教或某个神只是具体信仰之间的区别，是信仰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信仰的问题，不信仰一种在神的名义上的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政治信仰,例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同样也是一个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方式。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的理性化过程，因此即便是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也会有不同方式和程度的信仰问题，这与一个普通农民或小摊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反映了最普遍的人性价值。没有信仰或抛弃信仰的人是十分可怕的人。他们只相信权力、只相信金钱、只相信源于动物本能的需求。信仰和敬畏使人从动物变成人，信仰缺失和抛弃信仰又使人蜕变为动物。二、中国的“文化学”——心性论 中国民间谚语说：敬神如敬己。这句话在信仰与人性之间直捷地划了等号，几乎可以成为中国式的神学真理。因此，如果我们能确认信仰与人的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信仰就是个人的终极价值。信仰与价值不同之处在于，信仰是直觉而不是观念，价值既是直觉又是观念，而且我们在自己的生存生活中已充分领会了它。周剑铭的文章说，与西方文化中信仰与理性的冲突不同，人性与理性的一致性保证了中国文化内在一致性，它既不是那种不可理解的关系中的超验性存在，也不是在理性的关系中存在，它是经验、体悟与思想、理性相互间理解中的存在和同一。中国文化的感性成份与理性成份是共存的存在而不是共存的关系，理性的反思与直觉的体悟之间相互印证，融和地统一。心性就是这样一种人性化、理性化和文化化的存在状态，心学或心性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学”或中国式“哲学”的核心。“心”是人类文化中最富人性的文化表达，是一个最具阐释意义的文化概念。无论是在中国或西方文化中，心的概念是最不明确但却是直觉自明的。它没有明确的实指，常被用来表示思想、意识、意志、情感、态度、甚至性格等等。除了在具体情况下，它不实指人身体的重要的部位如心脏、胸，但泛指人的体质体能核心，如“雄心勃勃”、“用心想一想”就是这种指意最富形象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它不指具体的头、大脑、神经，却广泛地代表了思想、理智、心灵；它也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感觉，却是一切情感的原动力。 今天“爱心”一词几乎可以当作人性的同义词。中西文化对于“心”的理解的区别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使用，而在于在基本的文化意义和基础性的学术意义上。西方学术中，没有一种在这种极其广泛的意义上的心学理论，即使是心理学，也是一门针对具体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人、具有临床性或社会调查性的学科。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却是一门既有确定的学术研究范畴，又具有广泛的社会实用内容的专门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论是能够自立于所有西方学术之外的一种学术性和实用性的文化现象，这种地位正象中医之于西医，西方传统学术不能包容它，不能克服它，但也不能否定它，相反，它给西方学术带来的东西却是整个人类文化意义的。心性论被视为儒家文化的正宗，由于心性化与社会化的统一，这样的心也就是社会意义的良心。由于心性是人性的理性化，人心也就成为良知，这是心性论的主旨。因此“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尽心知性”（孟子）、 “穷理尽性”、（周易大传）“未发已发”（《中庸》），等等，都是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同一个本质过程。对心性内在方面的专注不仅在儒学中是如此，立根于中国文化的外来和本土宗教也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取得了中国的特色，如佛教和道教的心性论就与儒家的理解大体无异，所谓三教同心，成为理义丰富的中国式神学。同样，立根于中国文化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个基本点上取得了中国的特色。心性论与西方的学术、宗教、神学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心性过程不等同于、或者不可以还原到心理过程上，因此它不是一门实证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心学吸收、消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第二，心性是人的理性化社会化过程，而不是人性的超验化，它既是自由的，也是自律的，人自为目的，所以无需超验的上帝，因此它也完全区别于宗教和神学，但这并不会妨碍它对神学中有关人性的深刻理解；第三，心性是人性自身理性化的内在统一，是现实的文化化过程。在中国文化中，人性、理性、伦理是文化的一致；而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信仰总是相冲突，人的价值只能以分离的方式实现。西方文化中并非没有关于类似的“心性”的研究，只是没有或无法集聚成为一种专门的学说和明确的学术概念。在哲学领域中，许多哲学家就在各种形式下追逐过这个幽灵，中国哲学中的心性论中的主要思想就与西方哲学中的“智性直观”的探索有一种类似性。中国的心性论重在人心的理性化悟解，因此理性和心理在过程上一致；但在西方学术中，理性与心理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因此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不知所云了。心性的阐释就是对人性的理解和证明，人性是通过人自己的价值化实现的。一方面，是具体的，所以儒家重在世人生，而不追求超验化，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子的这种态度是正宗儒家意义的。很自然地，儒家重性命而远杀戮，甚至“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另一方面，人性的价值也是理性的，人的价值化就是人的教化即理性化，因此理性也就成为了终极价值;这样,“舍生取义”“天地良心”就成了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是人性与理性合一的最高实现形式，这里就包含着对客观真理性的终极追求，因此如果逻辑是达到客观真理的方法，逻辑性与客观性就自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所当然。综上所述可知，科学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是产生文化冲突的因素，现代科学是社会文化落后的克星。儒家文化中包含的理性本质是儒学在今天能走向现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的动力之源。把社会文化的落后现象看成为文化的本质或民族文化气质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认识从五四时代直到今天都存在，而且这不仅是一些中国人自己的误区，也是历史上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误区。比如把“自大、奴性、仇恨心、自私、不诚信、耍赖皮、保守、顽固、死要面子、裙带关系、崇古空谈、不务实、视野窄、眼光短、知识幼稚” 等等看成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表面看来，这些东西虽然是个人的行为表现，但却不是个别人的表现，因此是一种社会病态，而上述中国社会的病态是社会性的，是由于社会环境、制度和物质条件相对落后形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使人的精神面貌迅速改变，在一个人一生或一、两代人之内就可以实现；这也正像科学和技术上的落后在制度环境改善后同样可以迅速地被追赶一样，这都是事实而不是推论和设想，我国这二十多年来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不容置疑的证明。至于封建专制对我国科学和技术的阻滞压抑问题，就不属本文讨论范围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化历史和现实文化环境，因此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与生而来的文化传统。理性化意义的价值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动力之源，是儒学走向科学化、世界化的通道。三、关于信仰危机胡锦涛主席不久前曾提出信仰危机的问题，引起一些学者关注，程恩富、范立群等知名学者都有专门文章发表。论述信仰危机首先要分党的信仰危机还是社会的信仰危机两个层面，如果是整个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信仰危机，这只是一个党的问题;如果是整个社会都发生了信仰危机，那就是全社会的问题。学者们认为今天中国的信仰危机不仅发生在党内而且遍及全社会。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恩富教授说，西方国家流传一句话：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容易犯错甚至犯罪。这正是西方人自觉或不自觉信仰宗教的缘故。而作为无神论起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执政党在抓这个问题时首先是党的信仰问题。要保证这个党始终是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就必须在信仰和理论上有一个着重点，即社会主义的信仰方向，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倾向，既有资本主义的牟利精神，又有共产主义的均富精神。对于全社会来说，执政党应尽量以自己的信仰影响整个社会，既有主流信仰，也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信仰自由。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各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使信仰成为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迷信，使各种信仰和平共处，平行不悖，建立一个宽容的和谐的社会？执政党要深刻反思这些年来的教育和宣传，如何不使信仰变成迷信和灌输？如何避免教条式的教育而使信仰变成自觉自愿的行为？ 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说：“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层面看。曾经有那么几年，在对比中国大陆与港台、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苏联与美日等一些经济比较中存在的较大差距，因而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之后，更是如此。从存在决定意识，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大卖和大送公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使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认为我国将要渐进式地走到苏东国家已经到达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怀疑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已处死刑的大贪官胡长青就曾对在美国的儿子说过，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我迟早也要到美国去。陈奎元说，“对空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对这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是至今还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在这股思潮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发生遍及全社会的信仰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官员腐败、民主制度、权力监督的缺陷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使一些人怀疑“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特别是贪腐官员对民众的恶劣示范效应，以及随后跟进的社会丑恶现象所映射的社会信仰问题，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产生的阻滞作用和对大众精神环境的污染，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倘若我们求真务实地使腐败越反越少，党内外民主生活大幅度地明显改善，着力健全权力监督机制，由此造成的社会信仰问题也就会自然消失。 信仰危机从悄然走来直到现在的喧嚣鼓噪，不过就是短短十几年的事；但是它给我们心灵蒙上的阴影却久久难以消失。四、 信仰危机猛于虎 信仰是人的终极价值，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信仰危机使一些党的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发生了根本变异。 胡长青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青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开溜国外。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说的很直白：“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不久前被执行死刑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临刑前还觉得死的冤，认为是他倒霉，是他的一大群下属的贪腐包括被判死缓的曹文庄这些人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权力，体制上的缺陷给这种绝对权力提供了发展空间。美国总统布什有句政治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就是说，绝对权力是受咀咒的权力，从村主任到国家元首他们的权力都必须受监督受约束，给可能的作恶空间安上铁栅栏。不给掌权的人戴上笼头他就有可能祸害人，人民大众就永远寝食难安。这些贪腐官员几乎都是受过很高教育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他们的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在欲望诱惑下抛弃了信仰，就变成物欲的奴仆，嗜血的虎狼。一方面在他们把灵魂贱卖以后，贪得无厌形同禽兽；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挥之不去，冥冥中感到天理报应会随时袭来，同样使他们寝食难安。祈求不辨是非的闲神野仙和风水的庇佑，自然就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一付精神麻醉剂。 因贪污被判处死缓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听算命先生说他将来能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但必须得改变一下泰安的风水，于是就在水库上建大坝。海南省屯昌县工商局原局长吴岩大肆买官卖官，害怕受到追究，就在自家房檐下按照方位安装八面“照妖镜”，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对付纪检委。因贪污被终审裁定判死缓的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从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到变成佛门弟子，某寺庙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当省长、当省委书记、再升到国务院。他欣喜不已，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念佛、烧香。为寺庙捐款，还在送给住持的轿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官员的恶行也是一种榜样。有一批恶官的榜样在前，就有一批普通人跟上，也就是那些并非中共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普通人，在信仰丢失以后同样也变成可怕的野兽。坑蒙拐骗、抢劫杀人、吸毒卖淫、拐骗妇女儿童……无恶不作。在他们看来，有贪腐的政府官员、党员干部做榜样，他们的恶行就似乎成为一种当然。造成这样的局面，不是偶然的。五四以前，中国人的信仰几乎都可以在儒、释、道里找到影子。五四以后，传统文化在中国成了封建的代名词。特别是文革十年，传统文化更是惨遭屠戮，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消灭。传统文化被作为封建的象征纷纷摧毁，传统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随之轰然倒塌。在没有新的信仰能够填补这个巨大空白之际，许多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没有信仰的人是十分可怕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也就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天地良心，不怕报应，不怕天谴，不怕离地三尺有神灵，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呼唤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呼唤信仰的复归，呼唤对真善美的追求，已经是多么的迫不及待！“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样的歌声几时才能再在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