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调的演变
唐宋词一千多调,是从8世纪到12世纪逐步积累起来的。这中间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乐曲的时代性极强,随着时代风气转移,乐曲总是代有新变,不断处于变动之中。风靡一时的名曲,其流行的时间和地域也是有了有限的。因此,词在唐宋并非尽数可歌,始终是一部分可歌,一部分不可。可歌的不失为时曲,不可歌的就成了古调。
宋代词调大增,但变动也极大。周词在政和、宣和年间传遍都下,但南宋后期亦遗音沦落。张火对吴文英的自制曲也不能悉数得歌法。
一方面过时的曲调被淘汰(词调借助文字定型下来),另一方面新创曲调随时繁衍孳生。词变不断推进演变,变旧更新。北宋是词调发展的最高潮。南宋时,我国音乐文艺重心转移,词曲不再从民间新声中取得新来源,除文人自度外,基本上词调创作停滞,最后衰落。
一 唐五代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
唐五代所用近二百词调按来源看,一为盛唐教坊曲,二为中唐以为都市新生。教坊曲作为词调的有八十余曲。另有二百余曲未作词调。特别是一些民歌未能入词,这应该是因为其情调不适合词体流行所需的檀板金尊、浅斟低唱的气氛。同时民歌多为五七言句式,同词调所需要的曲折宛转音乐要求不俩。词之取径在初起时已不宽宏,比之教坊曲就不免显得狭窄。
教坊曲中五六七言四八句为歌词的不在少数。计有四五十曲。由于齐言句式和乐曲节拍之间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矛盾,所以这些词调大都没有发展为词调。本是齐言的,后也改为长短句。
大量原为齐言格式的曲子词在唐五代逐渐变成了长短句,如《浪淘沙》、《长命女》《杨柳枝》等。最终只有《浣溪沙》《生查子》等极少数的几首入宋。齐言消亡,长短句兴是在唐五代完成的重要变动。
唐五代以令词为主,有些还是单调。但在中晚唐就出现了慢曲长调。《卜算子慢》是第一个称“慢”的词调。唐五代长调约十首。入宋后新创调则基本上以长调慢曲为主小令退居次要地位。宋令曲也全是双调。
唐五代词调为宋人沿用的,不过半数。许多酒令词,在宋代成为绝响。
二 北宋新声竞繁,众体兼备,词调大盛
北宋词调令引近慢,兼备众体。数量远超前代。这是在仁宗至徽宗年间完成的。北宋的市井新声是词调新增与扩充的重要原因。同时,北宋词人知音识曲者甚多,能自制调。
仁宗年间,唐五代词部分被传唱,而市井新声竞逐。以晏欧为代表的一批词人,承南唐余绪,多作五代小令。以柳永为首的另一批词人则致力于尝试新曲,以新词风推动新乐曲的流行。张先、杜安世等辈则介于两者之间。
《乐章集》三卷,词调二百余,比花间多出两倍。其中一百多调,首见于柳词。柳词又多为长调,开辟了词曲由小令进入长调的新阶段。柳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创调上却有奇功。其词调来源主要是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易安则评柳永“变旧声作新声”,指其度五代小令为长调。(如木兰花、浪淘沙、定风坡、应天长、长相思、玉蝴蝶)。更将唐五代无人作词的教坊曲度为词调。
苏轼不但提高词品、开拓词境,而且变革和刷新词调。其大贬柳永。且对不少词调有推广之功。念奴骄、水龙吟、贺新郎、水调歌头、满庭芳等调都由苏词后始有人广泛运用。
北宋词大增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以周美成为代表的大晟曲。
周词除了增演慢、引、近,作犯调也是周词的又一重要手法。
三 由于音乐文艺重心转移,除词人自度曲外,南宋词调发展走入没落。
词至北宋始尊其体,南宋其用益大。稼轩诸家爱国词把思想艺术又推向新高。南宋词成就绝对不低。但从词调发展上来看,北宋创多,南宋创少。且取径日趋狭小。其原因有二
其一、出现了大量新乐种、曲种、剧种,词曲失去了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诸如嘌唱、唱赚、赚等乐种,鼓子词、诸宫调等曲种。杂剧、院本、南戏等剧种,在北宋末大量出现。占领了词曲原占有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北曲,发展极快。
南宋词调不能从当时这些新兴音乐中吸取养料,他的趋势就只能是走向没落。
其二、南宋词尚雅、严律,同民间新声断绝联系,堵塞了词调的来源。南宋词严雅俗之辩。格律上也日益讲究四声阴阳。民间新声词人唯恐避之不及。词人作词严守清规,词调守律日严,取径日窄。来源必须日渐涸竭,只有少数音律家自度曲之一余。
姜、吴二人自度较多。但这些自度曲流行范围很小,应者廖廖。同时乐律又比较严,不易推开,这正是词乐衰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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