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怎么样

虽然对于到底存不存在中国模式这一命题的争论还是不绝于耳，但对于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来说，成就是斐然的。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不前以及金融危机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的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出口危机在政府的有效的调节之下，经济依然获得了较快的增长。中国无疑是经济上的一颗国际巨星。是什么催生了中国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到底有没有某种联系，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但是，正如中国模式的概念源于外国学者的研究一样，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国外学者的研究似乎比国内学者研究的更加的深入，细致与全面。郑永年的这本《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正是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一。 正如作者给书的命名给我们所强调的一样---经验与困局，他的分析不在于去用种种关于政治的或是经济的理论接揭示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在对中国实践的持续关注的基础之上来展现中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的机理。对中国模式的关注首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对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解释。总结一下郑永年的观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动荡局面。激进的民主化改革迅速的摧毁了旧的国家制度，却没有相应的建立起规范社会动员的有效制度。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从政治领域开始，在政治领域任然保持着高度的控制，在经济领域给与充分的自由。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能够予以重视，积极的推动社会改革。第二，社会的开放以及对产权的保护。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社会，社会缺乏流动与竞争，资源牢牢的掌握在国家的手中。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的开放，还有对内的开放。对内的开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对社会的开放，即允许私企的存在于发展，用市场手段调配社会资源。允许私企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私产权利的保护。诺思把一个国家能否对产权的有效保护看作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把第三世界国家混乱的产权关系视作为政府对产权保护的失败，从而造成了其经济的困境。我国一些学者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即我国的经济建立在低权利，低自由的基础之上。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正向张五常指出的一样，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如此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我们的政府作对了什么，而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说我们的经济建立在低权利、低自由的基础之上，对比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与西方国家，而并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现状。虽然在政治建制上，我们没有西方那么广泛的分权，没有政党政治，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但是政府在行政上确保的对产权的保护抑制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分掠夺，从而保护了私企的市场行为。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间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县级竞争”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提到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刚好与郑永年的观点不谋而合。虽然两者关于竞争的主体不同，郑永年把这种竞争的主体界定在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而不仅仅是县。地方政府竞争局面的形成也是中央政府分权的结果之一，特别是在90年代分税制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分配格局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积极充当着招商引资的角色，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中央给地方放权也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经济自主权，这样地方政府就能够根据每个地方的特色与优势制定自身的经济发展计划。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我国的民主化走向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往往为许多国外学者抨击。在民主作为一种国际共识，甚至是普世价值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如何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说，作者对于民主的本质及其表现以及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见解独到。业已存在的关于民主的论著中，民主从来都是西方语境下的。结合西方的民主实践，这种民主就表现为多党竞争、议会制、选举制等。如果以西方民主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民主无疑会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因为从我们政党与国家的这种关系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所有经历过的历史政体中，我们没有民主的实践，不曾有民主的启蒙，如果不去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那么我国的民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很长的时期内，关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并没有列入政府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这也是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旧的非民主的国家制度在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中迅速的被摧毁，但是新的制度却并不能随着旧的制度的解体而构建起来，从业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局面。这些国家民主化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一系列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强行推定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郑永年称之为“外推式”，而中国并没有盲目的推行民主制恰恰是我国稳定的一个重要应诉，在民主化制度建立起来以前，有一些制度必须要提前建立，以承受民主化改革带来的急剧增长的社会动员。所以中国的民主一定是“内生的”即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利益的队员化发展催生出民主机制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妥协。 关于农民与民主以及中国的乡村自治民主实践，笔者认为是最精彩的一部分。在西方的语境中，农民阶层从来不是民主的推动者。西方的民主的实践一开始是资产阶级以经济的力量向君主贵族阶层身份特权挑战，工人阶级以组织以及人数的优势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农民只是一个被动的被动员阶层。但是在中国，民主的最开始的实践却是从农民开始的，即农村的乡村民主自治制度。作者认为通过这种乡村民主的向上推移大抵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民主化路径，即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也是17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发展的两种民主的形式。作者显然对中国的这种民主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乐观精神，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疑惑。1）虽然农民阶层的自治独立被作者认为是农村民主实践可行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看到，农村并没有纳入到我国正式的行政组织体系的机构之中，也正是这种独立自治的地位才被赋予了民主选举的形式，而一旦这种民主形式被用到正式的、更高层次的政权体系之中，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将会及其困难。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出现的一种情形。2）农村特定的环境决定了自治的形式到底具备多大的民主价值。农村社会依旧是人情化的，松散而缺乏组织性的，利益的主体比较单一，利益的纠葛就比较少。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是解决集体问题的方式呢？政府给予了村民自治的权利，或许在哪里民主只是闲暇的自娱自乐而已3）村民自治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村民自己选择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不作为一级政府，基本没有它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是服务，农民对它不存在依赖性，这样到底谁当选又与农民本身有多大关系呢？如果选举的人是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人，如何保证选举的理性要求。所以，虽然作者把乡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化的开端，但这种形式的民主到底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被运用到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之中还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