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重视实地考察和实践: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表示了对那些食古不化、徒有虚名、不务实际的人的鄙视。他说,世上一些所谓“聪明博学”者,往往对常见的枣花梨花还分不清楚,却胡乱猜测古书上所记楚昭王看到的萍实是什么样子,连铸锅的模型都很少接触,却妄谈春秋时候的宝鼎,这种人是不足效法的。他认为要进行研究,不能只靠别人说的和写的。他指出,明代中原统一,比东晋、南宋时国内分裂的局面好得多,从云南到辽东,从岭南到燕北,交通畅通,“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因此,他为了了解各项生产技术,尽可能进行实地考察。
其二,请教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一再赞颂直接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他表示:上古神农氏有无其人虽不得而知,但那些最早种植五谷、培育良种的“先农”,的确配得上神农的称号。宋应星经常到各地农村请教老农,到手工业生产现场走访工匠师傅,这样,才能对各种生产过程的细节、工艺要点、许多机械的构造和性能,以及生产中呈现出来的物理作用和化学变化等,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他甚至还了解到一些工艺技术的秘诀。在封建行会习气浓厚、工场主严格保守技术秘密的情况下,宋应星能了解到一些技术秘诀,这正是他不耻下问,在虚心求教于工匠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的结果。
其三,注重实用:宋应星对于同广大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产品和技术,记述较详细;而对于专供达官贵人享受的用品,则记述简略。他重视广大人民穿着的布衣、棉衣,而对皇帝穿的“龙袍”,只说比普通织品多费工本数十倍,至于如何制作,则以“不可得而详考”一笔带过。他对于普通人“日用必需”的杯盘等器皿的生产,记述颇详;而对于“不适实用”的供摆设的瓷器则讲得很简略。可以看出,宋应星注重实用技术,是同关心民间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其四,重视数据: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轻视生产技艺的儒学传统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科技著作不仅数量少,而且大都缺乏具体的数据。而掌握数据,是使研究内容具有科学性的条件之一。《天工开物》中记录了一百三十多项技术经济数字,这就增强了本书的科学价值。这些数字包括农业方面的农时、田间管理、单位面积产量,手工业方面的各种生产工具的大小尺寸、材料消耗、使用寿命、材料配方、经济效率以及不同物质的物理性能,等等。当然《天工开物》中所记的不少数字并不一定都精确,但这些记述足以说明宋应星对数据的重视。而且,这些技术经济数字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是了解我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资料。
其五,独立思考,着眼于发展:宋应星写《天工开物》,不是采录旧著,汇编成书,也不是有闻必录,述而不作,而是以直接的实地考察为主,独立地进行艰苦的探索和认真的研究,有分析、有鉴别地记录和总结当代的生产技术。
其六,驳斥迷信:科学和迷信从来是对立的。宋应星根据生产实践和实地考察,指出了一些迷信传说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