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庄园并非理想的经济方式，其经济形态十分封闭，人们生活水平程度只供维持生存，且是进步缓慢的生产单位。这些都和当时的无序状态有关：日尔曼人推翻罗马帝国后，却没有健全的制度来取代；而且蛮族各部落之间战乱不断，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统治体制，所以当时国王为维持自我势力，而采取了给予的奖赏之法：
第一， 抢到的财产严格按平分制给予个人。
第二， 实行的赏赐土地之法，人为的形成了某个人的大地产，而且赏赐并非在一级上就完成，可级级相赐，在罗马人为地产上又形成了日尔曼人的地产；这些无偿的赏赐，加上罗马乡村地产，形成了西欧土地基本纳入的大地产。罗马时期地产为私有，而此时的地产人为进行划分，又包含着不同成分：其一是地产主的私有地，其二为让人们耕种的土地。
这种制度变化构成了庄园的基础，其与大地产的区别在于土地耕种权不被剥夺。
同时土地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庄园成为一个不仅仅是经济行为的单位，而是集政治、法律、刑事（也包括经济在内）于一体的行政管理单位，彼此之间互部干涉，这也形成了中世纪日后分化的基础：庄园主即等于庄园国王，其主权、土地皆分封，而且分封者只对上一级分封者负责，导致了中世纪国王主权的分散状况。
就庄园土地成分而言，大致上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 领主的私有地。
第二， 农民的份地。
第三， 供放牧的草地。
第四， 提供庄园木材的林地。
就庄园的建筑而言，则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 是位于高处，豪华的庄园主住所，但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城堡。
第二， 简陋的农民茅舍。
第三， 公共设施，包括教堂，水磨房（庄园主所有）和手工业者的库房。
庄园内有一切日常生活的设施，从根本上而言，庄园作为集体耕作，无人可以单独拥有耕地和耕地所需的动物和工具。
庄园内的公共设施很多，包括庄园主的私地在内，作为隶农的劳役，且具有优先权。
庄园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表现在庄园可以容纳人的数量为一定，可通过庄园规模的大小来判定人口数量。当然这还因为中世纪出生率低、存活率低，数量始终保持恒定。而且能够保持自然平衡。
庄园也需要进行管理，但是庄园主并不理庄园事务，常常委派手下人进行管理。庄园主住宅由委派人居住，其目的是为知道隶农能够获得实际的收成因而与当地人关系紧张，具体工作则由村庄里的人完成。
最能够体现庄园主权威的为“庄园法庭”，是庄园的统治机构，特点为：
第一， 非常设机构，根据地方问题多少和庄园主本身意愿来决定开庭间隔。
第二， 规定开庭时，当地农民都要参加，也非所有人有发言权，由代表组成，陪审团
第三， 庄园法庭诉讼程序死板，均看是否能够打动庄园主而非就事论事：法庭的判决，其结果不一定能够被执行。
庄园法庭只涉及庄园的内部事务，是为处理“家务事”，但是确实对当时庄园的管理起了重大作用，包括庄园内各种事务都可以进行诉讼，由小事到大事务都有。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解决其内部问题和起调整作用。
当时庄园内种植的物种和土地本身的划分有和大关系。
第一， 食物包括：小麦，是人吃的主要食物，但是生长期缓慢，产量偏低且对土地的要求很高；大麦，生长期短，而且产量高，但是很难让人食用，除非是在饥荒期间，平日主要用于喂马。
第二， 经济作物有葡萄和橄榄，前者可以说是罗马时期的遗留传统，通常用于酿制葡萄酒；后者则是用于制造油类。
第三， 畜牧业的作物。在当时，牛和马是必需品，牛的数量必须保证，而马作为服军役的必备品也是不可缺少的。而肉类则有家禽提供，主要是猪、羊、鸡等，在天气适宜的时候，也必须保证一定数量；但因为当时饲养条件落后，所以这些家禽都无法过冬，所以当时在秋日大量屠宰之时就成为了一个节日，因为这么做可以避免其死亡而且能够保存很长时间，主要保存手法是腌制肉类。
当时，农民生活贫苦且负担很中，其阶层几乎包括了各类劳动力。这一阶层工作时间很长，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农民们不光种地，还有法定义务必须从事劳役：建桥，修路，即使交钱也不能免除。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很差，家中没有床，更无任何娱乐活动，生活是单调且一尘不变的。中世纪前期没有世俗文化教育，农民不认识字也没有书可看；在那个时期只有教士手内有羊皮书手抄卷。
中世纪农民的负担之重，也是极为罕见：实物地租，劳役地租，使用公共设施费用，结婚时必须付的婚姻税（尤其是庄园之外的人，更要交罚金），继承税以及庄园主的生活费。
通过以上情况不难知道，其实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生活十分脆弱，农民生活范围狭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问题，那个时期的灾荒、瘟疫更是平常之事。但大多数人也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和地位。这种庄园制生活在中世纪维持了很长时间，直至中世纪后期才被打破。
各个城市都有各种行业的工匠。这些工匠既向周边农村地区、也向自己城市的居民出售产品，还有工匠会向更远的地区进行销售。在中世纪，在各个欧洲城市中，工匠们都按照各自的行业组成行会，一般都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行业的从业者，组成一个行会。制革者组织成制革行会，制鞋者组织成制鞋行会，还有手套匠行会、马鞍匠行会、成衣匠行会、木匠行会、铁匠行会。同一行会的内部分工也产生许多行会，比如呢布行业中就有织工、染工、漂洗工、呢布修整工等。
行会的形成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工匠们自发的需要。比如在一个城市里有200个铁匠，他们为了互相帮助、互相保护，而会结成一个行会；而且，形成了一个组织以后，如果再有新人想加入这个城市的铁匠圈子，行会会加以限制和排挤，从而保护这200个铁匠的既得利益。其二，市政当局促成工匠们组成行会。因为工匠们形成了一个组织后，有利于市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工匠进行管理。
行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保持自己对本城市本行业的垄断地位。不加入行会，就不能在本城市中从事该行会所经营的行业；而行会对新成员的加盟有着诸多限制，农村来的人、外城市的人、外国人，即使有很高的技艺，也很难成为行会成员。特别是，不允许或严格限制其他城市的产品在本城市销售。
在商品经济中，各个生产经营者之间、各个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只通过自由的、自愿的、等价的、互相同意的方式进行，这种联系和交往的方式，可称为经济方式，或经济手段。货币、合同、合伙制、股份公司、信用等，都是经济方式的工具。与其相对应，运用强制力量，禁止或限制某些产品进入某市场；禁止或限制其他公司进入某经营领域，以维持某一公司对该领域的垄断性经营（比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曾垄断了英国在印度的商业），这些则属于超经济手段。
以此标准来衡量，行会为了保证自己对本城市本行业的垄断而采取的很多手段，都属于超经济手段。所以亨利·皮朗认为：行会“在本质上，是有特权的团体，与工业的自由并无共同之处。它们建立在排他主义与保护政策之上。······中世纪城市经济的保护主义精神在这里有了最强烈的表现。”4后来，到了欧洲近代的初期，这种城市之间的贸易封锁基本消失了；但出现了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也就是重商主义，各个欧洲国家都尽量扩大出口，同时却设置很高的关税，来严格限制他国产品的进口。再后来，自由贸易占了主导地位，关税数额急剧下降，这种状况，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不断增多的趋势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从这一线索可以看出，自由交换的原则，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工商业者们普遍接受和奉行。城市与城市之间并不互相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因为，如果我这个城市开放了市场，让其他城市的产品在我这里销售，到我这里来和我这个行会的同类产品进行竞争，我这个行会肯定吃亏。我的亏损，必须由我这个行会的产品能在其他城市销售，才能得到补偿。可是，其他城市能允许我这个行会的产品自由进入吗？谁能保证这一点？所以，从现实出发，还是不让其他城市的产品进入我这个城市比较好。
所以，自由贸易的观念，必须由各方同时接受和同意，才能在实际中得到确立。人的眼光在开始时总是短浅的，总是想占别人便宜，而不想让别人占自己便宜。但是，每一个城市的工商业生产都在发展，产量在不断地提高，工商业者们都在试图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他们就对其他城市进行试探性的种种销售。在无数次和其他城市试探性的商业交往中，人会发现，只占别人便宜（自己的产品可以在其他城市销售）而不让别人占自己便宜（禁止或用高关税限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正想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城市，就必须也让其他城市的产品进入自己的“地盘”。就像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严格限制尼德兰的商品进入英国，结果不久后各地的羊毛资本家们就向英国国王报告说，英国的羊毛现在无法销售到尼德兰去。
这样，在商品化生产中，人们从只考虑自己占便宜而不顾别人，学会了：要想自己得到便宜，就必须也让别人占便宜。大家自由贸易，各自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商业经济中，甲城市工商业者的所得，可能比乙城市少，但一定比参与自由经济之前，所得的多。自由贸易所创造出来的总体财富，比城市与城市之间互相封锁、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封锁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多出成千上万倍。米瑟斯说：“如今，一位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条件，比古埃及法老的生活水平还要舒适。······假如我们将一名公元前的富豪置于今天一位普通人的生活环境中，他也会毫不踌躇地说，他当年的生活比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公民的生活还要贫困得多。”5
所以，自由贸易的观念和关系在人群中得到自觉自愿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依赖于参与各方的觉悟的共同提高。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要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行事的空间（比如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卖自己的产品），就必须自觉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要使自己能获得别人生产的又多又好的产品，自己就必须生产出又多又好的产品；要让别人对自己讲信誉，自己就必须对别人也讲信誉。人是自利的动物，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深深地参与到商品经济中，仍然在很多地方改变了人。人变得目光长远了，变得懂得尊重别人了，变得尽量为满足别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了，变得学会把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比尔·盖茨和成吉思汗是同样自利的，他们都追求名誉、地位、成就感。但是，他们为追求同样的目的而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给别人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成吉思汗带来的是战争、屠城、掠夺和压榨搜刮，比尔·盖茨带来的是人类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经常说：“男人最大的乐趣在于征服他的敌人，追击敌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夺过来，让他们的亲人哭泣，占有他们的马匹，把他们的女人搂抱到自己怀里。”6比尔·盖茨整天想的则是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我们以前反复说过，大规模、大范围人群关系的建立，一个是通过暴力征服，通过“坐寇”的方式建立；一个是通过自觉自愿的分工协作的方式建立。而且前一种方式的出现总是先于后一种方式。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顺序呢？
因为，通过前一种方式建立大规模大范围的人际关系十分容易，只要有一股强大的军事集团就可以了。这个军事集团一旦垄断了一个地区的暴力，比如罗马大军一旦成功占领了高卢，高卢的社会秩序就此建立。整个过程只要二三十年即可。对于高卢的百姓们来说，他们不需要改变什么，只是要多交一些农产品给罗马国家，或者给自己所依附的罗马大地主贵族。另外，要对罗马统治者们服服帖帖。其他一切照旧。简单说，只要有一小群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可以建立起社会秩序，无需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但是，通过后一种方式建立大规模大范围的人际关系则十分艰难。因为，现在是要人们自己在商品经济中改造自己，更新自己，约束自己，去摸索如何与他人建立大家都能接受的关系和规范。现在是要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自愿同意，关系才能建立。让一个人接受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外人的约束，很容易；但让他自觉自愿地和他人达成协议，然后以此来约束自己，就很难。所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总会大量出现不遵守协议的情况。但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更大满足，尽管很难，也要去做，去自觉地约束自己。于是人们通过缓慢的自我学习，自我觉悟，慢慢形成共识，达成规则。这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
不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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