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两类主体，此外，教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制获取大量的社会公共信息，也负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这些方面的公开加以限制，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实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不仅国家行政机关，基层行政机关应受到该法调整，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信息公开行为也应受到该法的调整。
（二）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
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是针对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以及依照公民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做了列举性规定。并且《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此处以“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审查标准，存在着致使政府信息免除公开的范围无限扩大的危险。而且，政府信息及其繁多并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仅以正面列举的方式确定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极其有限性。
因此，建议借鉴国外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中的例外规则，即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规范。根据该原则，细化《条例》第八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一一分项列出，规定所列例外情形之外的政府信息，均属于被公众所知的信息范围。对例外情形的详尽论述，有助于《条例》的实际操作，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改变以往只以公开的信息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考量标准来任意扩大免除公开的范围。
(三）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进行审查，是否可以公开，应当经相关部门确定。而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
因此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范。同时，对工作秘密的范围也以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对不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秘密，可以明确规定其范围：例如，与公众无关的机关内部人事规则或事务；行政机关决策过程中，机关之间或者机关内部在研、建议、讨论或者审议，一旦公开会影响决策过程或造成公众混乱的信息：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为执法目的而收集的信息等。
(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与协调
根据前述的分析，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颁布实施，《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需尽快修改完善。对《保密法》的修改，除对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范围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以外，还应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保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从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出发，明确树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指导思想。其次，重新界定定密主体，规范定密程序。把国家秘密的定密主体界定为各级保密部门和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定密责任制，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另外，可以考虑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保密委员会，由保密委员会依法裁决哪些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再次，建立强制解密制度，产生国家秘密信息的单位在确定密级的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保密期限和解密日期，强制性规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强制解密。审查后认为不需要在保密的即予解密。对有长于一般保密期限的特殊保密期限，限定最高年限，届时解密。另外，针对只定密不解密的情况，法律应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允许对定密解密有异议的个人和组织向有关机关提起诉讼。同时，对不按时解密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其必要的法律责任。
(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救济，是指当申请人认为其知情权或第三人认为其隐私权或商业秘密受到侵犯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所体现的是没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思想，使申请人与第三人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其他权利。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要确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便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支持。由于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政府，一般情况下公众会自然地对其产生信任感，但是一旦出现政府公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对公众的信赖利益必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只有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当公民因政府公开的信息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允许政府随意变更或收回撤销该文件，而应当对受到伤害且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给与相应的补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运用与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更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遏制信息发布中的随意性，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形成的稳定期，形成建立公信政府的良好氛围。
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切实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落实，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扩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健全在言论、新闻、出版、监督等方面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作用的法律法规，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性监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快启动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能够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所利用，要建立和健全行政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监督与权利救济机制。我们应结合我国行政实践，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展开，最终实现阳光政府的宏伟目标。
(六)以电子政务为重点强化网络信息服务制度
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可以将政府所有拥的信息资源实现高度共享，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价值利用；减少公众的信息查询申请和相应的成本负担：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开辟了新的和更方便的渠道。政府网站被定位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一方面信息上网后，防止人为的干预，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的程序都是可观的，有利于行政监督，降低了不确定性。此外，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可以减少公众信息申请的费用，极大地降低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因此，除了使用传统渠道公开信息外，政府还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全方位、多途径的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除此之外，我们应继续建置网络工程设施，为政府上网提供基础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公文交换系统，便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便于提高行政公文的处理效率；建立便民网点服务站，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为了尽量减少信息服务的不平衡，保障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到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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