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罗锅真的是罗锅吗

2024-12-05 05: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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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
《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回答2: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
《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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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3: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回答4:

刘罗锅是高密县逄戈庄(原属山东省诸城)人

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人送绰号“刘罗锅”,死后谥号文清。清朝官吏、政治家、书法家,高密县逄戈庄(原属山东省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入仕途。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10月,其父(时任陕甘总督)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他时任翰林院侍讲,亦遭逮治,逾月获释,降为编修。次年,提安徽学政,任职3年,调任江苏学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次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坐罪革职拟死。诏免,发军台(清廷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仍授编修。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陕西按察使。翌年,因父逝世,归籍丁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还京,授内阁学士。10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翌年,复任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有功及督学政绩显著,擢湖南巡抚。时值该省多处受灾,哀鸿遍野,贪官污吏猖獗,民怨载道。他严劾贪官,勘修城垣,革除陋习,抚恤灾民,颇有政绩,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4月,充任三通馆总裁,5月,为吏部尚书,奉旨审理山东巡抚国太(皇妃伯父)结党营私、贪纵舞弊案。他至山东境内,化装道人,步行私访,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太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太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他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太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时皇妃已为国太说情,有的御史从旁附合。他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太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太伏法。嘉庆二年(1797年),他升任东阁大学士。嘉庆四年(1799年),奉嘉庆皇帝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结党营私、勒索纳贿一案。他不畏权势,立即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20条,回奏朝廷。皇帝处死和珅,并没收其家财三分之二(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入官。不久,嘉庆皇帝加赐他为太子少保,后又命其充任会典馆正总裁。他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曾三次兼署国子监,数任乡试、会试正考官。又筹办编撰过《四库全书》、《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并擅长书法,其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有“棉里裹针”之妙,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铁保等齐名。其书用墨浓厚,貌丰骨劲,别具面目,其中部分墨迹,由其子刘镮之整理,摹勒上石,以《清爱堂石刻》刊行。著有《刘文清公遗集》17卷及《刘文清公应制诗》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