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作为文化部长，茅盾不时流露出作家本色，对一些青年作者寄来的稿件，他总是认真阅读，从文艺创作规律上给予指导。1956年，茅盾在与作者孟繁瑶的通信中，详细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又为他怎样提高指点迷津：“学习写作没有秘诀。要多读多写。看来你是勤写的，但还应当多读各种文艺名著，读完一篇或一本后，要自己问自己：好在哪里？要分析它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成名不成名的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在《华北文艺》工作时，向茅盾约稿，茅盾给予他极多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都是在茅盾的指导和影响下，取得好的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是一位名气不大的女青年作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感到心灰意冷。这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恩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共和国文艺大厦的基石来看待，只要有人，中国不愁文艺不发展!
对青年作家这样扶持，这样关心，对已有成就的作家，茅盾也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保护和帮助。对丁玲，茅盾自然知道，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丁玲最困难的时候，茅盾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力，暗中帮助丁玲。作家陈沂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茅盾知道后，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善自珍重，陈沂极为感动。50年代初，作家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碧野思想十分消沉，十分痛苦。茅盾得知他的情况后，特地邀请他参加作协迎春大会，并在人群中四顾找人，见碧野一个人脸色凝重地呆立在那里，特地过去，当众举杯向碧野祝酒：“碧野，祝你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使碧野大为感动，并从此振作起来，又投身于文学事业中。
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中央虽然为茅盾配备了助手。但茅盾是一个对工作极负责任的人，凡自己工作职责范围的事情，他都事必躬亲。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工作任务繁重，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完没了，这一切使茅盾原先想创作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茅盾站在国家的高度，发现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不利于新中国文艺建设；另一方面，茅盾又发现文艺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认识不尽一致。因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期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地讲空话大话。
1950年1月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奢谈许多路人皆知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兴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感情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做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使现代出现了茅盾文学奖，为文人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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