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问题?

　　我国担保法对保证这一担保形式规定了约定保证期间与法定保证期间两种保证期间，尽管理论上至今仍存在争议，在司法实务中则将保证期间理解为除斥期间。保证债权作为从债权，既受制于除斥期间，又可能罹于诉讼时效。但是，对于担保物权而言，通说认为因其系物权，不受制于针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至于是否受制于除斥期间，担保法未设规定，一度存在较大争议，实务中亦曾混乱一时。比如，抵押登记机关强制性地登记抵押期间，期满后必须续登，否则消灭抵押权，人为地增加抵押权设定成本。而在抵押权纠纷发生后，对于超过登记期限的抵押是否予以保护或认定抵押权消灭，各地法院尺度不一。有鉴于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担保人在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2年内行使权利的，法院应予支持。应该说，该规定缺乏相应的立法依据，只是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统一裁判尺度，借鉴国外立法例不得已而为之。但问题接踵而至：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债权人丧失胜诉权，债务人则产生诉讼时效抗辩权。而按照担保法规定，作为从债务人的担保人享有主债务人的一切抗辩权，当然亦包括诉讼时效抗辩权。《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岂不是剥夺了担保法赋予的抗辩权，与担保法之规定相悖？事实上，确有一省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期间约定过长，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后保证期间未届满，保证人是否仍承担保证责任。在对该请示的讨论中产生极大分歧，其中持肯定观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便是参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条之规定。
　　物权法在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规定似乎一目了然，但深入考量，仍有几个问题必须予以注意。
　　其一，该条仅规定了抵押权的行使期间，质权、留置权等其它担保物权是否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关于担保物权存续期间之规定，对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均可适用，而物权法没有在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部分规定担保物权存续期间，仅在抵押权一章规定了抵押权存续期间，应是有意将抵押权存续期间问题与质权、留置权相区别。参与物权法起草的人士解释认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如果因质权人、留置权人未行使质权、留置权的，该物权消灭，质权人、留置权人还要向出质人或债务人返回已经实际占有的财产，实属不公。该解释虽非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应系对立法原意的权威诠释，司法实务中似无另作他解之充足理由。为避免质权、留置权因权利人长期不行权利导致出质人、债务人的财产长期被限定，《物权法》第220条、237条作出了出质人、债务人可以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规定。此条款应是对物权法没有关于质权、留置权存续期限之规定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所采取的另类解决措施。
　　其二，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行使抵押权，是抵押权消灭，还是丧失胜诉权？从《物权法》第202条关于“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表述看，类似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法律后果的表述。而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应系债权人丧失胜诉权，并非实体权利的消灭。但是，抵押权存续期间显然不是诉讼时效，应属除斥期间，按除斥期间之法理，在该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导致权利消灭之后果。因此，不应因表述上的巧合而望文生义，得出抵押权期限届满抵押权人丧失胜诉权的结论。
　　    六、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分别抵押问题
　　以往之争议及基本裁判思路。在以往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形：抵押人在设定房地产抵押时仅对房产或地产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而未将房产与地产一并抵押登记，或者抵押人将房产与地产分别抵押给不同的债权人，并分别办理抵押登记。于此情形，是否应认定抵押有效？《担保法》第36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国有土地上房屋同时抵押。”该规定究竟是表明房产与地产必须同时抵押，否则无效，还是表明只要其中之一设定抵押，就当然产生同时抵押的效果？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抵押无效，理由是《担保法》第36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等规定，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应当同时抵押。此为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单独设定抵押无效；二是认为抵押有效，且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未登记的部分。理由是《担保法》第36条规定的是法定抵押权。根据“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原则，抵押权的效力当然及于另一部分；三是认为抵押有效，但抵押权的效力不及于未登记的部分。抵押权人就抵押合同约定并登记的部分享有抵押权。经过一个阶段的讨论，在审判实务中第三种观点渐趋主导地位，其法理依据如下。第一，《担保法》第36条是关于房地产抵押的行为模式的规定，即设定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如何做，而不是对法律结果的规定。不能依据该条得出房产与地产只要有一个办理抵押登记，就效力当然及于另一个的结论。否则，因房产与地产抵押机关不统一，不同的抵押权人分别在不同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情形构成法定抵押权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可化解之权利冲突。第二，虽然由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一体化规则决定，房产与地产不能分属两个民事主体，但抵押权旨在支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抵押权人从抵押物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即可实现其抵押权。而无论房产与地产分别抵押、单独抵押或一并抵押，拍卖或变卖抵押物的结果均不违背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一体化的原则：如果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同时抵押给了一个债权人，形成了概括抵押或共同抵押，经拍卖或变卖抵押物，两个权利归属于同一受让人，自不待言；如果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分别抵押给了两个债权人，房产与地产一同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由两个抵押权人分别按房产与地产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二者的抵押权均得实现，而房产与地产同样归属于同一受让人；如果仅将房产或地产抵押，仍可对房产与地产同时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相对应部分优先受偿，另部分归属于其权利人，房产与地产的归属仍是一体化。显然，分别抵押并不必然导致土地使用权与其附着的建筑物所有权分别归属的结果。对不同物权客体交换价值的分别支配，与其在法律上的统一归属，是可以和谐并存的。此外，《担保法》第55条规定，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这实际上表明法律所强调的是土地及其附着物的同时转让，而对不同物权客体的交换价值的支配，则是完全可以根据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区分不同的法律事实而相互分离的。这样，就使分别设定的房产抵押权和地产抵押权均有实际实现的可能。
　　物权法之明确规定。尽管审判实务中形成上述思路，但因对该问题的争议一直未曾偃旗息鼓，最高人民法院终未下决心形成相关批复，以统一裁判尺度。而物权法正是关注到了实践中的困惑，在《物权法》第182条第1款基本重述了《担保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后，于第2款明确规定，抵押人未将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可谓是开宗明义，画龙点睛，使久受《担保法》第36条语焉不详之困扰的法官们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