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56,486,856人
蜀汉刘禅炎兴元年（236年）：蜀汉940,000人
曹魏曹奂景元元年（236年）：曹魏4,432,881人
东吴孙皓天纪四年（280年）：东吴2,300,000人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16,163,863人
检查了一下，肯定没错。楼主可以拿去写论文了。
关于三国时期人口数量之辨析
自汉桓帝、汉灵帝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导致东汉的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建和元年春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①；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②，更有著名的“黄巾之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就不计其数了。司隶、豫州、冀州是东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司隶人口约三百万、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占东汉人口约五千多万的四分之一强③，但仅上述延熙九年的饥荒，司隶、豫州就饿死三四百万，其他原因导致户数的丧失，就更难以计算了。
自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虽然镇压了主要的几支黄巾军，但黑山、青兖黄巾等余部尚散布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凉州汉羌各族的暴动，又不断对司隶进行袭扰。汉灵帝无力处置，又在几年后病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然而，统治阶层内部在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中两败俱伤，引来了另一个权力的觊觎者董卓。
董卓对治理国家无甚才能，但在破坏上却有着惊人的能力。“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
在面对关东州郡的联合讨伐下，董卓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④，到汉献帝入关时，加上迁徙而来的人口三辅户口也不过才数十万，人口户数的丧失，可见一斑。
紧接着的军阀混战，更是人口迅速丧失的根源。
首先是饥荒，连军队都不能保证粮食供应，老百姓就只有活活饿死了，甚至人吃人。“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⑤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蝗虫起，百姓大饿”、“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也不得不“罢吏兵新募者”以节约粮食⑥。
其次是战乱，曹操征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⑦。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⑧。
再次，战争对于作为强壮劳动力的战士的摧残，也到了无所复加的地步。麹义与乌桓、鲜卑“合兵十万”进攻公孙瓒，由于粮食缺乏和战斗损失，在撤退时只有“余众数千人”⑨。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战败，“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⑩
自汉桓帝时开始持续到汉灵帝时长达四十余年的天灾人祸，以及随之而来二十余年的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损。以至于曹操拿到冀州的户口簿，发现“可得三十万众”，惊喜的称之为“大州”①，实际上这个户口统计的年份甚是可疑，自董卓之乱直至曹操平定冀州，这段时间冀州长期陷入战乱，毫无可能进行人口统计，这个户口的统计当在汉灵帝末。况且“可得三十万众”，按照壮年男子（从23岁到56岁都在服兵役的年龄之内）与老弱妇孺的比例，整个冀州的人口也已锐减到一百多万，远远低于五十多年前的五百七十万。
北方战乱不断，并不代表南方就是世外桃源。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都镇压过反对自己的大规模叛乱；荆州的刘表除了与袁术争夺南阳之外，还镇压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叛乱；而扬州的刘繇被孙策赶到豫章，孙策又马不停蹄的降服诸郡，当相比而言还算战乱最轻的地域。远在绝域的交州，倒是一片繁荣景象。
赤壁之战后，荆州经过大规模的战乱，人口迅速减少，经济遭到破坏，所以庞统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②。刘备在平定益州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抵抗不大，所以益州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也不是很大。孙权主要的活动是平定山越，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③，以及骚扰淮南，俘虏人口，江东及交州基本上没有战争的创痕。
迄于三国初期，人口才有了相关记载。但我所述三国时期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但国家的赋役和兵役都是他们承担，对于我下面将要论述的各国兵力是主体与枝叶的关系，所以我并不将脱籍的人口计算在内，只计算国家所能控制的人口。
关于曹魏的户口，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户口缺乏记载。在魏明帝时杜恕说“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陈群则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蒋济也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三人异口同辞强调人口寡少，即使按照杜恕的说法，东汉时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魏国早期人口并不会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数字。西晋时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那么魏国的人口应为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也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吴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所以王浚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的统计数字。
根据上述数据，魏、蜀、吴三国末期时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官吏和军队）。《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户口数是“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户”，《晋书·地理志》则记载为“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三国的户、口数大约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
西晋的户口数，《晋志·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时，“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与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晋刚刚灭掉吴国，所以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只有十七年。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应当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西晋初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这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殖。
其次，推行轻徭薄赋，经济的发展使部分脱籍人口想要稳定，这样就必须重新入籍。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记载：“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这与《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两年内西晋的户数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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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桓帝纪》②《后汉书·灵帝纪》③《续汉书·郡国志》④《后汉书·董卓传》⑤《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王沈《魏书》⑥《三国志·魏书·太祖纪》⑦《后汉书·陶谦传》⑧《三国志·魏书·董卓传》⑨《后汉书·公孙瓒传》⑩《后汉书·袁绍传》①《三国志·魏书·崔琰传》②《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④《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四章（户籍制度）·第一节（户口数的历史记载）》（白寿彝总主编）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199614.html?md=3
魏(220～265)、蜀(221～263)、吴(229～280)三国的军事制度。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出现的武装割据势力，经过混战兼并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三国又不断为一统天下而争战。频繁的战争，促进三国军事制度在两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各国因创建过程和地理差异，又有不同特点。
军事领导体制 三国形成时期，起兵将军或王，都打着汉王朝旗号，亲自领兵，以其幕府为军事指挥机构。曹丕称帝后，魏军权集中于皇帝，置尚书、中书二省长官为军政辅佐。尚书省之下设五兵尚书曹，为处理日常军事要务的专门机构，并分置中兵、外兵、都兵、别兵和骑兵五曹郎，分理不同军队事务。凡有征伐，皇帝临时命宗室重臣为大将军或都督中外诸军事，总理参战诸军。后置而不废，成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末期，魏国军权旁落司马氏，司马昭相府实为最高军事机构。蜀国建立后，刘备废大司马，亲掌军权，并统兵征战，以诸葛亮任丞相的丞相府为统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关。刘禅当政后，诸葛亮掌军政大权，总揽全军。末年，则以大司马主管军政，以大将军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军事统帅。吴国军政大权决于孙权，以左、右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或上大将军为最高统帅。孙亮即位后，置大司马为最高军事统帅。其后，通常以大将军冠督中外诸军事或领中外诸军事总掌全国军务。此外，三国设军师参议军务，或协助将帅统军。曹操于建安(196～219)初年设军师，他任司空后又设军师祭酒，继有中、前、左、右军师。后来，外军中也设置军师，如征南、征东军师。曹丕称帝后，高级武官下皆设军师，如太尉军师、大司马军师、大将军军师、抚军大将军军师等。蜀国早期有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既当参谋又有指挥权，后来设中、前、后军师，也多为将军兼任。吴后期所设左、右军师，一般以左、右大司马兼任。
地方军事机构，三国承汉，实行州郡领兵制。州刺史(州牧)或冠将军号，或以持节都督兼任，为辖境最高军政长官。郡太守加将军号者领郡兵，并置都尉专管。
军队构成 三国形成时期之初，各起兵将领以将军亲自统军，兵力较少，并集中使用，实各为一支军队。赤壁之战奠定三国鼎立基础后，曹操同时要对付刘备、孙权，其中央军分为集中机动与分区镇守两部分：一部分集中于中央所在地，担任宿卫兼出征，称中军；另一部分由中央派遣，分别镇守京外，尤其是与蜀、吴邻近地区的军事要点，称外军。中外军体制随之形成。当时，孙权、刘备仍以将军或王开府(设立机构)，统掌军政大权，实行中、前、左、右、后五军制。蜀、吴统治者相继称帝后，同魏一样，军队分中央军和州郡兵，中央军分为中军、外军。
中军。魏初，主要由曹操相府亲军转变而来的武卫、中领、中护、中坚、中垒等五营组成。正副统帅为中领军和中护军。后期，司马氏为准备代魏，扩充中军，兵力远强于外军。蜀中军的宿卫军主要有左、右羽林郎和虎步营、虎骑营，长官称部督或监。其他中军统帅不固定，有监军、都护、护军等称。吴中军以宿卫军为主，称羽林、武卫、虎骑等，首领称督或将军。
外军。指由在京外各都督统领的军队。魏主要置于沿边诸州，由朝廷委宗室贵戚出任都督，统掌一方军事。有的还兼领太守、刺史，视其资望，加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或四安(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平(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将军称号；有的同时辖两三州驻军。其权限有使持节、持节、假节等。蜀、吴外军将领，一般将驻地名冠于都督或督前为称号，如永安都督、江陵督等。
州郡兵。即地方军，基本以刺史、太守私人部曲为基础增募组成。担负本州郡守备，有时也奉命配属或协同中外军征战，其长官由刺史、太守兼任，多带将军称号。魏在未置外军都督的各州，设监军1人，称监某州军事，以控制地方兵。
三国军队，有步兵、骑兵、弩兵和水军等兵种。水军以吴最强，步、骑以魏为盛，弩兵以蜀最著名。三国总兵力，最盛之时约达80万～90万：魏40万～50万，蜀10多万，吴20多万。
兵役制度 三国形成之初，沿袭东汉，主要实行募兵制。至建安年间，因长期战乱，逃兵增多，人口减少，募兵困难，曹操、刘备、孙权都开始逐渐实行不同名目的世兵制，以确保兵源。曹操将士兵家属集中居住，作为人质，并从中获取后备兵员。其兵称士，以服兵役为终身义务；其家称士家或兵户、军户。士家另立户籍，与民户分离，子孙世代为兵，士兵叛逃罪及家属。同时，规定士家女子不得外嫁，士死后寡妻遗女仍配嫁士家，以繁衍士裔。吴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将帅世袭，所统之兵亦世代相袭，家属随军营居。三国时期，除世兵制外，又用招募、收降、征兵补充军队。还以多种手段，从少数民族中获得大量兵员。如魏的乌桓兵、凉州兵，蜀的南中飞军、叟兵，吴的山越兵等。
三国沿袭汉制，建有抚恤制度。如士卒死亡，要收殓葬埋，魏曾规定送至其家，官为设祭。对伤残将士，免徭役，授土地，给耕牛，分米谷等。
管理与训练制度 各国注重以法治军，定有管理、训练一系列制度，并严明赏罚，以确保其施行。曹操颁布的《论吏士行能令》、《军令》、《败军抵罪令》等，魏军一直奉为治军的法令、制度。其主要内容有：行军、列阵、攻守、驻营和战船停发等，均得按指挥信号行动，违令者斩；战场上士兵紧随本队旗帜，不得乱位，临阵逃脱者，一律斩首；家属隐藏逃回士兵逾一日不报，同罪；行军不得损坏庄稼等。还规定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三国的将领出征或镇边戍守，皆以家属为人质。魏、吴还设校事，监察军民隐事。军队有轮休制度，魏、蜀休假人数常为五分之一。各国都较重视军事训练，建有训练基地，诸葛亮在成都附近以八阵图演练军队，曹操作玄武池培训舟师，孙权利用江湖大练水军，收效显著。魏在每年立秋后举行阅兵，号曰“治兵”。
后勤保障制度 三国军队补给，主要由政府筹办。军粮、军费依靠租调和屯田收入，其中屯田收获的军粮比重很大。屯田有民屯和军屯。魏国军屯又分军队屯田和军户屯田。军队屯田，主要由驻守与吴、蜀临近地区的外军担任，按建制由各级军官管理，且耕且守，耕战结合。军户屯田，由军事系统的农官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和度支都尉管理。蜀军屯主要在与魏接壤的汉中地区，有时与农民杂错垦耕，但原建制不变，由当地长官担任督农，指导屯田。吴的军屯多是士兵和家属一起耕作。吴还实行奉邑制，赐给统兵将领若干县邑，用其租税收入供给部曲及所统之兵，奉邑多少根据官职大小和领兵数量而定。
武器装备，由官府作坊制造，设军官监造。相传蜀诸葛亮曾改制成一发十矢的连弩，装备部队。各国均有造船基地，吴国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所造“长安”号，可载士兵千余人。物资运输，主要靠牛马骡驴和车乘，传说蜀用“木牛”、“流马”运输，提高了山区补给效率。
另外，三国袭用汉时边防烽燧制度，建有守望、报警和其他通信设施，沟通京城与边防、督将与部属间联系。军事文书由驿站传递，魏还定有在急信上插鸡毛的制度。
三国军制突出的特点是：中央军建立中外军体制、普遍实行世兵制和大兴军屯。这是当时政治和经济的产物，与军事斗争相适应。但后来外军势力膨胀，至东晋，中央已无法控制、指挥。世兵制有较强人身依附性，对后世士兵地位低贱化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参考书目
陶元珍著：《三国吴兵考》，见《燕京学报》第13期，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何兹全著：《魏晋的中军》、《魏晋南朝的兵制》，见《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2。(任昭坤)
http://www.cnfmp.net/bbs/dispbbs.asp?boardid=24&id=673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56,486,856人
蜀汉刘禅炎兴元年（236年）：蜀汉940,000人
曹魏曹奂景元元年（236年）：曹魏4,432,881人
东吴孙皓天纪四年（280年）：东吴2,30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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