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诗歌发展的简介

史前传说时期的文学形态主要为两类：歌谣与神话。远古歌谣绝大多数都已经佚失了。虽然古籍中时有记载，例如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赓歌》、《南风歌》等等，但从其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来看，多数显然为后人伪托。只有极少数还多多少少保存着原始的形态。例如下面的这首《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九）
再如《易·归妹上六》所载的一首牧歌：
女承筐，无实；
士刲羊，无血。
又如《礼记·郊特牲》所载的一首《蜡辞》：
土，返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远古歌谣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内容多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或宗教活动有关。第二，篇幅、句式短小，节奏、韵律简单。

对于迄今尚未发现有成系统文字出现的夏王朝和商朝前期，人们的了解与认识仍然是极其贫乏的，空档之处甚多，还远远谈不上连贯与清晰，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也一样是模糊不清。

我国的文字究竟何时产生，目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但在没有新的地下文物发现之前，产生于商朝中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可以断定为是最古老的了。正是从那时起，我国文学的面貌才渐渐清晰起来。

商朝留存下来的文献主要有甲骨卜辞、《周易》中部分卦爻辞和《尚书》中的《盘庚》篇。

商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原始宗教的尊奉。可以说，原始巫术宗教的气氛笼罩商王朝，鬼神权威至高无上，正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当时，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专职人员有两种：巫和史。商朝文献正是由这两种神职人员撰著的，而尊鬼事神的观念便贯穿于这些文献之中。

《周易》中有一部分卦爻辞产生于商朝，它们同样是为占卜巫术活动而作。与甲骨卜辞不同的是它们并非是即时的刻记，而是经过长时间流传，被认为是有灵验的卦辞的汇集。文段普遍要长许多，并且大多为合辙押韵的歌谣，内容也丰富许多，还往往运用了比兴、象征、叠咏等手法，因而可以视为我国诗歌的萌芽。

《尚书》中有《商书》部分，传说是商朝的文献，但只有《盘庚》一篇可信。这是商王盘庚决意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词。其篇幅已相当完整，虽然文字古奥艰涩，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讲话人的语气、感情。文中运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比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火之燎于原”等等，这些比喻后来转化成一些成语，至今还在使用。应该说，《盘庚》篇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性。

春秋时期在文化上较以往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夏商时代的巫术宗教文化便开始解体，敬礼重德观念逐渐取代了尊鬼事神观念。及至孔子倡言“克己复礼”，宣称“不语怪力乱神”，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化就更加深入人心。这一时期的文学较之以往更加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历史，更加注重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展现人类的活动。

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有两种：诗歌和散文。诗歌方面，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一共收入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其中只有产生于早期的少数作品还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绝大多数摒弃了巫术宗教的内容，变为以表现现实中人的生活和情感为主了。《诗经》题材广阔，感情率真，手法多样，韵律优美，语言富于表现力，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美学精神和优良传统，给予后世以极为巨大深远的影响。

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有《尚书》中的《周书》、编年体史书《春秋》和说理散文《论语》、《墨子》、《老子》。

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促成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成就最突出的是散文。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类。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诸子散文的代表作是《孟子》和《庄子》。

战国末年，楚国出现了一位大诗人屈原，以其极其辉煌的创作照亮了沉寂有日的诗坛。他是一位积极推进美好政治理想的爱国者，但却惨遭流放，报国无门，于是怀着巨大忧愤，倾注于诗歌创作。他开辟出楚辞文学的一片新天地。其作品，借助更加自由的诗体和奇伟瑰丽的词藻，运用神话传说，驰骋不羁的想象，表达了献身祖国的意志，表现了高尚的人格，成为先秦时代与《诗经》并峙的诗歌高峰。

据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等精审的考证，认为《商颂》即《宋颂》，是春秋代的作品，产生于宋首都河南商丘地带。陆侃如、冯沅君《诗史》说《商颂》“一仿《周颂》，一仿《二雅》”，可称的评。

有，但夏朝几乎没有。
《诗经》中《颂》的一部分，共5篇。前3篇《那》、《烈祖》、《玄鸟》为祭祀乐歌，不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早。后2篇《长发》、《殷武》是歌颂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伐楚的胜利，皆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晚。叙事具体，韵律和谐。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从中可以看到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