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谈及民众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注、焦虑意识,过去一般使用爱国主义一词。但为避免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思想相混淆,故改用忧患意识。因为,宋、辽、西夏、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忧患意识包括忧世与忧生两种情况。此处所讲主要指忧世。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宋代忧患意识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与宋代特殊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
北宋前期(960~1022),是北宋汉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阶段。宋朝建立伊始,士大夫就有民族生存的焦虑之感。这是因为传统上的中原领地燕云十六州尚在契丹统治之下。宋朝感觉到生存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西夏又开始崛起,不断侵扰宋王朝,且在宋仁宗时建国称帝。宋朝不仅燕云十六州无法收复,且西北地区又陷入西夏之手。汉民族的存亡危机更加严重。这对当时士大夫的影响非常深刻。北宋晚期(哲宗至徽宗),外部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金朝兴起,内部党争激烈。全身避祸之风炽烈。文学主题由忧患天下转向忧患人生。但仍有少数作家虽饱受党争打击,仍然不改初衷,如张耒、贺铸、苏过等。
忧患意识包括忧世与忧生两种情况
忧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变化的?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宋代忧患意识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与宋代特殊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
报告分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三个阶段对北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做了分析与阐述。
北宋前期(960——1022):是北宋汉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阶段。宋朝建立伊始,士大夫就有民族生存的焦虑之感。这是因为传统上的中原领地燕云十六州尚在契丹统治之下。宋朝感觉到生存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而且契丹还以此为根据地经常发兵南侵。
而宋王朝在与契丹的交战中,除澶渊之战小胜外,其他战争都是大败。这使得汉民族感到非常屈辱,加重了士大夫的屈辱感和焦虑感。文学是心灵的反映,有了这样的心灵创伤,那么必然也会在文学中有所反映。
报告以王禹偁和路振为例详细阐述了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
路振出使过契丹,本人亦尝率部抗击过契丹的侵略。所以他的作品中关于汉民族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
而王禹偁一生都在朝中或地方任职,职责与边事无关。在朝中也没有参与过有关事项的讨论、策划等。但他以书生问政、以书生议政,与路振相比,属于另一类型。
王禹偁以边事为题材的作品很多。
像《对雪》这样的抒情诗,本来与边事无关。但读到中间部分,作者笔锋一转,感叹自己无法献出“安边议”。可见这种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随时能够在作品中有所表现。
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
当时各王朝之间互为敌国。国际形式发生了变化。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竞争态势有所缓解。但是此时的西夏又开始崛起。西夏党项羌族的兴起过程中,不断侵扰宋王朝,且在宋仁宗时建国称帝。宋朝不仅燕云十六州无法收复,且西北地区又陷入西夏之手。汉民族的存亡危机更加严重。宋人且屡战屡败,只好以财物换取暂时的安宁。这对当时士大夫的影响非常深刻。
士大夫群体的这种心理情节,有三个特征:①与宋初相比,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观念开始形成。石介、欧阳修等人有关华夷之辨、正统观念的理论文章很多。②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杀敌立功的意愿,或忧患意识。如邵雍《伊川击壤集》中居然也有表达忧患意识的作品存在。③借古讽今。由王安石发起,很多文人附和的吟咏王昭君系列作品多达146篇,为此前两倍多。实际上是借此批评宋王朝对西夏的妥协行为。
北宋晚期(哲宗至徽宗):
外部形式发生进一步变化。金朝兴起,内部党争激烈。全身避祸之风炽烈。文学主题由忧患天下转向忧患人生。但仍有少数作家虽饱受党争打击,仍然不改初衷,如张耒、贺铸、苏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