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阈值与现代植物病害防治是怎么样的？

经济阈值（economicthreshold，简称ET）是指病害合理防治时机的一种病害密度指标。即病害的某一密度（病情），达此密度时应该采取控制措施，以防止病害种群密度增加而达到经济损害水平。它是由经济损害水平派生的，最早由美国昆虫学家斯特恩（V.M.Stern，1959）在防治害虫的研究中与经济损害水平一起提出来的。荷兰扎多克斯（J.C.Zadoks）在植物病害研究中使用行动阈值（actionthreshold）与之对应。中国通常采用防治指标这一术语。

由于黑德利（J.C.Headly，1972，1982）提出的“经济阈值”恰好是斯特恩（1959）定义的经济损害水平（economicinjurylevel，简称EIL），在以后的许多引述和解释中常把二者混淆。所谓经济损失是指防治费用与防治挽回损失金额的差值。针对预计流行后病情可能达到EIL的病害，如果进行防治，其收益正好等于所需防治费用。它是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C）或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理论的重要概念，是从经济效益出发确定的病害系统管理目标。EIL是权衡一场预计发生的病害在经济上是否值得防治的指标和为了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而控制病害的最佳密度。ET则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防治行动时的病害密度。在虫害防治中，ET通常小于EIL，但是在使用高效杀虫剂能立即杀死害虫，制止其危害时，ET可能等于EIL。

众所周知，有害生物对农林作物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种损失用货币折算到底有多大，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化学防治是治理有害生物的重要手段，在杀死害虫、消灭病菌、杂草、提高农林作物产量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引起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生态学负效应。这些负效应如何来定性、定量评价，至今也没有统一标准，而此前的评价大都停留在定性的水准上，尤其是缺少对生态学负效应的定量评价。经济阈值模型对生态调节参数选择随意性大，且没有统一标准，对农药的生态学负效应分析模糊甚至不加以考虑。根据经济学原理，单纯地以种植经营者的利益而言，他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有形投入费用（visiblecost，简称Cv）小于最后所出售的作物的总收入，即投入小于产出（通常所说的投入产出比以经济学原理为单一着眼点，且以种植者的利益为单一准线），这样才算有利可图，自己的劳动力价值也得到了体现。然而，由于大量使用农药，产生了严重生态学负效应，而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又是生态环境保护者和政府决策者所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万年峰等提出了可持续阈值的定义：“当生态环境保护者、政府决策者与种植经营者的利益持平时，种植者通过使用农药及各种管理手段所挽回的经济损失与作物管理手段的经济消耗和农药区域污染所引起的生态学负效应，折算成经济损失的货币表现相等时的特定时空内栽培作物遭受的害虫密度”。与经济阈值的特征比较，可持续阈值主要表现在其学科思想是经济学、生态环境学和生态哲学，注意到任何手段、措施作用的对象都是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系统；决策目标是农林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不只是“就有害生物论和有害生物”；决策对象综观整个农林生态系统，甚至全球系统，关注生态学负效应评价，而不只是控制有害生物；决策主体是科研人员、种植经营者、政府决策者，需要的是各部门、单位的分工协作，而不只是科研人员的“独立舞台”；评价手段趋向于定性、定量且多元化；研究方法从局部控制到区域调控，从近期考虑到长期决策、系统决策；收益对象是种植经营者、环保人士和政府决策者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