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的概念

2025-02-11 12: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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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中国的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但是，什么是中国通俗小说，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包括通俗小说的作者和研究者。
什么是通俗小说？在研究它之前，我们必须理顺它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很多研究者在讨论通俗小说时，常常将“通俗小说”与“通俗文学”这两个文学术语混用，或者将“通俗文学”代指“通俗小说”，这已经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
对于文学，按经典的四分法分类，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各类中又可细分出许多样式，而小说只是其中一大类别。对于通俗文学，并没有统一的分类法，但多数学者对郑振铎先生从文体上进行分类的意见是趋于一致的。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将通俗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游戏文章等，这种分类法基本与四分法对应，可见通俗小说只是通俗文学中的一大类别而已。显而易见，用通俗文学代指通俗小说，势必扩大了通俗小说的内涵，使概念不够周延，这是一种逻辑错误。
“通俗小说”这个术语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早在明朝末年，中国的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和通俗小说作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已正式使用了“通俗小说”一词，距今将近360年的历史。什么是通俗小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各种说法，他们都试图以最简洁的文字对通俗小说作出解释，这里且摘录部分有代表性或权威性的说法。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庄子·外物》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出，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潭《新论》
通才著出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
——桓潭《新论》（引自《太平御览》卷六二O）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亍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
——《汉书·艺文志》
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类。
——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小说家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曰演义、或谓合生、或称舌耕……
——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小说者，乃坊间通俗小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悉，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小说者，别乎大言之也，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也。
——罗浮居士《蜃楼志·序》
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乃诸之杂家之言。
——瞿灏《风俗编》
以上摘录是中国近代新小说产生前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有的没有有效地将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区分开来，有的只是就通俗小说发展的某一阶段（如说话、话本小说）而言，有的是只注意到通俗小说的某些功能（如通俗性、娱乐性）或世俗生活层面而言的，都还没有将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表述出来。
清末民初之际，大量的西方小说被译到中国来，促进了中国新小说的诞生，那么，早期的新小说派是如何认识“小说”的呢？
小说者，社会现象之反映也，人间生活状态之描写也。
——成之《小说丛话》
小说者，文学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
——黄人《小说林·发刊词》
小说者，文学中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
——觉我《余之小说观》
小说之文，寓言八九，蜃楼海市，不必实事；钩心斗角，全凭匠心；俾读者可以坐忘，可以卧游，而劝惩可以其间也。
——焦木《小说月报》第三章第四号（1912）新小说派的观点较古代学者的认识有所前进，尤其是“觉我”、“焦木”的观点比较接近通俗小说的特征，然而，他们并非是以通俗文化背景下研究通俗小说，因此这种认识就难免带有一定模糊性，使我们很难判断这些观点有什么错误，但又感到有失准确。继新小说派之后，中国社会有过几十年的大动荡，如内战和日军侵华等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没有再对通俗小说的认识问题有过讨论。直至改革开放初期通俗小说再度崛起时，通俗小说评论家宋梧刚先生在1985年1月20日《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谈到什么是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应是以民间最喜爱的题材，以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所写的，目前还不为纯文学家和理论家看重的小说。
这只是对郑振铎关于通俗文学界说的延伸，延伸过头又引出几分通俗小说的自卑和凄凉。
综合以上所引论的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说法，正说明要比较准确地把握通俗小说，或者给通俗小说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那么，是否可以给予一个更接近通俗小说特征的定义呢？我以为这是有可能的。
通俗小说是个相对概念，若要较为准确地把握通俗小说，不能不与“纯文学”小说从整体上作一番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
首先我们应看到，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既判然有别又非水火不容，这种既对峙又相容的态势，使人们对两种小说样式的认识具有一定模糊性。上面所引用的一些观点，足以说明这一点。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的区分，可从发展轨迹、创作方法、创作动机、价值取向上看出。从两种小说的源流看，虽然共同发端于上古神话，通俗小说却是沿着传说——口传历史——市人小说——说话——话本小说——通俗小说一脉发展而趋于完善的，发展过程中通俗小说的文化积淀主要是世俗民众的奇趣、俗趣。“纯文学”小说是沿着先秦散文——志人、志怪——唐人传奇——笔记小说、文言小说一脉发展而来，它的文化积淀形式主要表现为文人墨客的雅趣、奇趣。从创作方法上看，“纯文学”小说选材具有宽广性、典型性的特点，通俗小说则偏重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偶见的、特殊的、曲折的、新奇的素材，选材面相对较窄，故而情节和人物多有似曾相识之感。“纯文学”小说不屑于程式化，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注重文字的精美，结构的精巧，内涵的深刻，而情节不构成它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纯文学”小说不是靠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来媚悦读者。通俗小说则往往是遵循传统模式、情节密集、悬念迭起，富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娱乐消遣性表现得更为强烈。为增强传播效果，通俗小说比较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尽可能用村言俚语、浅近易懂的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语言创作，但语言不构成它的本质特征。从创作动机看，“纯文学”小说追求审美趣味的雅致，蕴藉含蓄地表达作者对人类、对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某些总是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考，因而“纯文学”小说能表现出鲜明的美文学风貌。而通俗小说主要是满足和适应世俗大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要，并不看重对个人性灵的抒发，故而作者常常为某种实利主义目的驱使，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编派一些富有传奇性、趣味性的故事，因此通俗小说表现出厚重的商品属性。从价值取向上看，“纯文学”小说常常流溢出理性的美感，具有塑造人类灵魂、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意义。而通俗小说有时能起到人生教科书的作用，但不具有向社会提供启发性或隐喻性艺术形象的任务，它主要是弘扬以论理道德为中心的通俗文化和民族精神，表现人世间的道德美、人性美、世情美、风俗美。
通过对两种小说样式的对比，我们基本能看出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的重大差别，这两种形态的小说是不能混淆的，有了这种差别，对“什么是中国通俗小说”问题，就可以作出这样的解答或界定:
通俗小说是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和一定程式创作的，以较大密度的情节艺术地表现世俗大众的审美理想和论理观念，并以此为特征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文学样式。
通俗小说语言的适俗性是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是本质特征，仅从语言是白话文体或文言文体来识别小说的属性是不科学的。例如现当代很多“纯文学”小说是用白话文创作的，那欧化的句式或文不标点的冗长句子，则构成世俗大众的接受障碍，可见白话文并非都是通俗的。古典通俗小说中绝大多数篇什是用浅近的文言创作的，语言、句式、风格都能适应世俗大众的接受能力，虽是浅近的文言，并不产生接受障碍。仍具适俗性。语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个变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特征，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用语习惯，不同的作家也常常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符号也愈来愈趋精密和俗化，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在当时是以俗语创作的，例如《诗经》、《世说新语》等，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的语言文字已变得古奥难懂，有的仅可会意而不能确解。因此，不能脱离语言的时代特征、接受习惯去匡定通俗小说的属性。
情节因素是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之一，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比通俗小说情节密度更大的文学样式，也就是说通俗小说是靠丰富新奇大密度情节取悦读者的。当然情节不是零件的组装，而是要遵循通俗小说创作规律和主题的需要有机地集合在作品中，至于所创作的通俗小说是否为读者所欢迎，则要看作家的艺术涵养和把“谎话编圆”的能力了。因此，那种心理时空、意识流、情节淡化等艺术手法是不适合通俗小说的创作的。
通俗小说的审美结构一般由题材、主题、情节等因素构成。从题材上看，通俗小说主要选取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绝少有超现实题材的作品，即使像《西游记》这类超现实的神魔小说，也是表现的现实生活，并非本体意义的超现实主义小说。通俗小说的现实题材，着重于展示世俗大众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矛盾，历史题材虽是以古鉴今，但也要赋予一定的现实意义，两种题材的选取都在于寄托世俗大众的审美理想，如“大团圆”、善恶习有报等等。从主题上看，通俗小说主要是歌颂正义和善良，批判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好人虽饱受磨难历尽坎坷，必有善报，坏人虽一时得逞，最终要遭受惩罚。通俗小说就是这样顽强地表现着世俗社会千年不变的伦理观念。因此，审美理想和道德观念是通俗小说本质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决定了通俗小说的美学风貌，后者决定着通俗小说的生存状态。道德在社会历史的整体运动中虽是一个独立的范畴，然而它作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统摄和决定作用，使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他的伦理观必然要在作品中表现出他的道德倾向，道德倾向就决定着通俗小说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使许多通俗小说曾遭厄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谓表现了“诲盗诲淫，伤风败俗”，历史的经验应引起通俗小说作家的注意。道德是一种社会情感，主要表现在爱憎与是非的评判上。通俗小说对世俗社会“酒、色、财、气”的过量描写和渲染，失却对“度”的把握，造成道德的倾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不利通俗小说的发展的。通俗小说对情节的依赖，主要是历史上审美心理积淀而形成的。早在先秦时代诸侯王国宫廷里就有被称为“瞽史”的残障人士，他们是职业化的讲述故事的人，与他们的职业相沿袭的有唐、宋时期的“说话”人，只不过后者将服务对象由宫廷转向民间。为了吸引听众，满足听众的期待心理，他们讲述的故事必须有密集的情节，生动的语言，并且有一定的套路（模式）便于传授“说话”技艺，由于历史的积淀，使通俗小说比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更注重对情节因素的追求。
一般来说，通俗小说不向社会提供人生的哲学思考，而是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娱乐性全方位多层次地为社会服务，高层次读者可将通俗小说当作“成年人的童话”来消遣，工人、农民、市民也可在通俗小说营造的氛围中做他的“白日梦”，从中寻求慰藉和刺激，获取心理平衡的愉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俗小说是可以雅俗共赏”的，例如白居易就爱用“一枝花”说话，宋仁宗还把民间说话艺人召进宫中，数学家华罗庚爱读武侠小说等等，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雅俗共赏”，他们对通俗小说的偏爱都是基于它的娱乐性、趣味性，并不在于获取某种价值和力量。因此，“雅俗共赏”是一种假象，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且存而不议。
通过对通俗小说的简单梳理，本文对中国通俗小说所作的解释（或界定、定义），基本涵盖了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能有效地将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区分开来。我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言，欢迎并愿意与学术界就此问题作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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