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鼓吹“文化输出”是中国电影最大的陷阱

2024-11-08 15: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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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在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背景下，只有行业才是抵御好莱坞的有力武器，而国内市场占有率优势后的溢出与扩散才是文化输出的关键。假如你是一位务实的影视从业人员，应该不会排斥这个观点：在将中国人均观影人次提升到4.0之前，别再高呼什么“文化输出”之类的狂言妄语。
从2002年起，中国电影产业化已经走过了15年，这15年的两端分别立着《英雄》和《长城》两部张艺谋的电影。作为“深壹”创刊特辑，笔者分三篇对中国电影产业化进行一个纵向考察。在替《英雄》翻案，又演示了“哭《长城》的正确方式”之后，“深壹”创刊特辑将迎来最后一篇。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好莱坞对于中国电影业投来了更加“深情”的关注。3月初，《好莱坞报道》（THR）曝出张艺谋的《长城》亏损7500万美元，在此之前，有一篇外媒对中国电影的深度报道被国内同行忽视了。今年2月初，《时代周刊》亚洲版将范冰冰设计为封面人物，以“中国如何接管好莱坞”（How China aims to take over Hollywood?）为标题，讲述了中国对好莱坞的“野蛮入侵”。

在这篇封面故事里，《时代周刊》记者敏锐地洞察到，中国资本游走好莱坞的复杂性，“资本的流动还有另外一种方好清神式，因为人民币的贬值，许多中国公司都期待着去国外“卸下”现金，他们争相抢购好莱坞工作室、电影公司和制作公司”。就在昨日，上影集团10亿美元注资派拉蒙的交易泡汤，这和国家外汇管制趋严密切相关。
“中国电影票房的权重已经开始影响好莱坞的电影创作了。讨好中国观众以及中国敏感的电影审查机构现在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的准则之一。”究竟是中国电影真的已经“大国崛起”到友邦惊诧，还是《时代周刊》在“杞人忧天”？
1
中国“文化输出热情”
背后的“非经济意义”
在“哭《长城》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文中，正型笔者留了一个尾巴：为什么中国从上到下，不管是学界、业界，还是官方，都对文化输出如此情有独钟？王健林在并购传奇影业的签约仪式上豪气冲天：“并购会增加万达在全球电影产业话语权，电影市场是全球的，万达一定要在全球有发言权”。
而马化腾在今年两会上的提案跟王健林形成呼应。在这项名为“关于充分发挥数字内容产业竞争力，掌握全球文化产业主导权的建议”提案中，马化腾谈到，“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内容产业竞争力，积极布局全球文化产业市场，推动中华文化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文化产业主导权，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世界标签”。

王健林、马化腾的宣言早就超出了“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范畴，而且在笔者看来，这也不仅是一种“立牌坊”的PR姿态。从本质上讲，这种“文化输出”热情根植于中国近代史百年的民族悲情。学者张颐武对此写到，“我们民族充满了现代历史赋予我们的悲情与屈辱，中国在现代历史中的失败历程让我们的现代史充满了一种‘弱者’的自我意识，一种在他者限定的秩序中不断挫折，却不断抗争的悲壮历史意识使得我们不得不将自己设定为世界秩序反抗者”。
中国人一直有两个国际文化奖情节，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奥斯卡金像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奥斯卡成为最后的心结。虽然李安拿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但偏执的国人用一种近乎“洁癖”的精神继续守候：似乎只有一个大陆导演拿奖才表示“中国电影从此站起来了”？

事实上，这场全民守望游戏的主角张艺谋，早就机智地看穿了一切，然而不少人依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在《长城》的采访中，张艺谋坦言：“为了让中国电影走出去，我们参加各种电影节，在电影节得奖，这个已经几十年了，永远有人在做，我也做过很多次了。但是你知道这些传播的空间是有限的。那种主流院线上映的，影响世界大部分年轻人的大片，一直是中国电影的短版。”
对中国而言，“文化输出”早就超越经济价值，在官方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而对于国人，却深深扎根友亏于一种受创伤后的民族心理。在借用好莱坞工业力量来尽情释放自己的审美主张的同时，张艺谋还期待用好莱坞的故事模式传递中国的价值观，并最终通过市场的力量让“长城”这个充满象征的符号重回世界中心。这也是国人对于新型合拍片超越经济层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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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盈利为目标的“文化输出”
都是耍流氓
电影学者尹鸿认为：《长城》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想象清清楚楚地呈现给了观众，满足了在“鸦片战争”后被洋枪洋炮欺负多年的中国观众“早先比你们阔多了”的情感认同。事实上，关于中国对于海外输出的“非经济目的”，连《时代周刊》的记者也观察到了：
“中国领导人和公司巨头们想要的更多，毕竟印度的宝莱坞成功把他们的歌舞片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连小小的韩国也凭借他们浮夸的偶像剧成功分得了全球电视市场的一杯羹，难道中国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继承者不能够输出文化软实力吗？”

《时代周刊》同时也写道，“无论AMC影院里面的椅子有多舒服，西方的观众并不打算花钱去看什么政治宣传片或者什么浪漫爱情电影。与之前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代相比，中国电影这几年在西方电影市场表现甚至更差了。连中国观众都已经厌倦了让他们麻木不仁的止痛剂和大国主义腔调”。
前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认为，从海外市场的定位而言，中国电影产品大致为一种“菱形结构”：菱形的顶端为少数通过合拍片的方式成功走向世界主流市场的商业大片如《功夫之王》《木乃伊3》；菱形的底端为另外通过国际电影节销往海外的艺术小片；菱形的的大肚子则是作为中国电影主体却无法出其门的中低成本影片。

2014年北美外全球市场电影票房排行&各入围影片票房第一国家
如此看来，中国电影走不出去的是大多数，即便走出去也走不远。周铁东从不认为中国电影能在海外和好莱坞抗衡。“国内市场是无限的，海外市场容量绝对有限，中国电影绝不可能成为世界观众的娱乐主食，充其量只是一道甜点。甜点的供应量都是有限。”
尽管中国文化输出具有强烈的非经济意义，但事实的真相是：所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输出，都是徒劳。有盈利代表有传播，有传播才有影响，有影响才有输出。张艺谋也承认外国人对于中国电影的文化符号更多是一种猎奇，“你从猎奇入手，从新鲜的角度建立印象，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走近它，研究它，当然会得到更多的东西。”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张艺谋才用商业大片的逻辑代替了“冲击奥斯卡”的思维，效果另说，但他的理念是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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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优势的溢出与扩散
才是文化输出的关键
为什么说鼓吹“文化输出”是中国电影最大陷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遍地跑的都是外国牌子的汽车，中国汽车行业不思考如何在国内市场自主创新，建立好民族工业，却整天想着如何攻占日韩、欧美等汽车工业发达市场，甚至连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压根不在考虑之中。如果中国汽车产业真如此，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帮人有病，得治。但换成文化产业，冷静的旁观者可能也会加入自嗨的幻象和狂欢中。

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记者用讥讽的笔调写道：“中国的电影产业可以像他们的科技产业学习，躲在防火墙后面繁荣。中国的电子公司不需要全球市场就可以成功，中国市场足够了”。虽是对中国贸易保护的批评，但也说明了一个实情，在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下，中国市场已经大到某种程度具有世界市场的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中国GDP排名前十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福建。虽然受到人民币贬值影响，但是中国31省份GDP前10强，假如作为单独经济体放在世界上排名，依旧妥妥地进前30名。第一名广东省GDP为79512亿元，假如作为单独经济体在世界排名15，接近西班牙；第十名福建省GDP28519亿元，作为单独经济体在世界的排名26，略高于尼利日亚。

作为一项大众文化消费品，考察电影产业发展潜力还有一项指标就是人口。无疑，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但我们到底挖掘多少国内市场的潜力？以邻国韩国为例，总人口5000来万，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韩国累计观影人次2.12亿，继2013年后连续四年突破2亿人次。计算得出，韩国平均每人年观影4.3次。
而根据美国电影学会的数据，2015年北美电影总票房为111亿美元，人均观影人次为3.8。那中国现在的人均观影人次是多少？根据《中国电影报》的数据，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457亿元，总观影人次超过13亿，这意味中国人均观影人次刚刚接近于1。
在《帝国的想象和构建》一书中，电影学者常江考察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和演变，得出了以下结论：无远弗届、自上而下的文化帝国是不存在的。他认为，某一类文化产品对于异文化的侵犯和征服，其成功与否并非取决文化的生产者，而却取决于文化的消费者。好莱坞电影之所以风靡全球，并不因为其是“同质化”“麻痹性”的“文化工业”，而源于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为全球观众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背景下，只有行业才是抵御好莱坞的有力武器，而国内市场占有率优势后的溢出与扩散才是文化输出的关键。看到这里，假如你是一位务实的影视从业人员，应该不会排斥这个观点：在将中国人均观影人次提升到4.0之前，别再高呼什么“文化输出”之类的狂言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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