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过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省略号,中的省略号是什么意思？

合伙人竟然会回宿舍四海为家我还呜呜

你是想说这个人眼睛长得没有神吗？

海珠过人长了一对复眼那就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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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教材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四课，为汪曾祺先生的《昆虫备忘录》。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却被归为“京派作家”。我想，这是从他作品的语言风格上所下的定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至上海，留在北京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形成了“京派作家”这一文学流派。该流派以语言的简约、古朴、活泼、明净为自身特色。汪曾祺为其代表作家之一。

汪曾祺曾在一次主题为“我和民间文学”的座谈会上，谈及自己作品的语言风格。称自己作品语言“朴素、简洁与明快”，并且为自己的语言风格下了一个“一点口语的神情”的定义，这是一个作家高度敏锐的自我觉醒意识。

当然，我们知道同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鲁迅先生写《故乡》的遣词造句与《阿Q正传》的语言风貌是截然不同。对于“故乡”里的闰土等人物，鲁迅先生是满怀同情的，而对于阿Q则长于讽刺，可见作者刻画人物时所处的立场，决定了整个作品的用语风格。

同样是作家创作作品，汪曾祺先生有篇小说，名《徙》。所写主人公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老师。于是作品中常有诸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这类文言的句子出现，这就是作品内容决定言语风格。基于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同为汪曾祺的作品，《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小说则风格与《徙》有别。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语言，是因了作品内容、作者对所写内容的感情而定的。

《昆虫备忘录》一课，是由四段独立文字组成的，形式上属于组文。分别为：《复眼》、《花大姐》、《独角仙》、《蚂蚱》等四篇。虽然每一篇独立成文，然而在内里结构上却隶属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便是桐城派所讲究的文章的“文气”。为何说四篇小文章属于一个统一体，大致有两点缘由：其一，主题相同，即皆为状物（昆虫）类文章；其二，语言风格上是一致的。汪曾祺指出“‘文气’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而这四篇短文因为语言风格的一致性，构成了一条一贯的“文气”脉络。这条文脉的言语特色，即为汪曾祺先生自评所言：极尽言语的“朴素”、“简洁”、“明快”之风；及“一点口语的神情”。

一、语言的朴素

与语言的“朴素”相对的是语言的“华丽”。打个比方，前者如宋瓷的净雅，后者则若唐三彩的馥郁。前者是苏轼所言“及造平淡”，后者则是“五色绚烂”。在此组文字中，汪曾祺语言的朴素之美表现在，采用“白描”手法描述事物，不添加修饰语的渲染。

这类句子通篇即是——

《复眼》的开篇句是：“我从一本书上知道蜻蜓有复眼，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琢磨复眼是怎么回事。”我们作为语文老师，是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语感的。你读花间派的诗，与读李白的诗是要品出其中的不同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文字的气象是迥然不同的，这一点要在目之所及处便敏锐地感觉出来。

“我从一本书上知道蜻蜓有复眼，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琢磨复眼是怎么回事。”这一句作为开篇的第一句，它实则已为整篇文章定下了调子，这个调子是一以贯之的，不可更改的，一改，整个文气便断掉。什么调子呢？朴素。

你看它前后不着调地，没来由的平地一声，突然告诉你“我从一本书上知道蜻蜓有复眼，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琢磨复眼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事实，像一个说话开门见山的爽快人与你交流，一点不含糊，也不绕弯子，它是单刀直入的，没那么多言语的“花招”，没添油加醋地告诉你，当“我”得知蜻蜓有复眼后，是因为什么激动、好奇的心情，才导致后文的“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琢磨复眼是怎么回事”这一状态发生的，全然是一种白描式的事实陈述。这就是一种语言的朴素。不见得非得要字数少就是朴素，上文提到的花间派句“鬓云欲度香腮雪”，凡七字，然浓郁香艳之气已满溢。可见，言语的朴素来自于用字的干净、利索，不在于字数多寡。

这种语言的朴素在本组课文中多有体现，如“‘复眼’，想必是好多小眼睛合成一个大眼睛。”“它的甲壳多为深色，挺硬的，头部尖端有一只犀牛一样的角。”、“独角仙的力气很大。”……全然在陈述事实，完全写意，此不作赘述。

二、语言的简洁、明快

我以为，语言的“简洁”与“明快”可作一起赏析。语言的“简洁”，即是用最少的词语准确地表达意思，不拖泥带水；而语言的简洁、干净，必定在形式上表现为语言节奏的明快。这样看来，“简洁”与“明快”属于语言的一体两面。

语言的“简洁明快”在课文中体现为：大量使用短句。我们来看这一组句子——

“飞来一只独角仙，摔在灯下。它摔得很重，摔晕了。轻轻一捏，就捏住了。”

“还有一种‘土蚂蚱’，身体粗短，头方，色黑如泥，翅上有黑斑。”

这是关于独角仙、蚂蚱的两处文字。句子皆为短句，最长一个分句不过七字，最短一句则为两个字，字数各异的句子排列，在形式上呈现一种错落美，朗读时更呈现一种音乐上的节奏美。这种言语结构，让句子具备一种灵动、活泼的气象，也与昆虫自身的小而玲珑的特点是匹配的。汪曾祺先生有一篇散文，《夏天的昆虫》。也属于组文式的结构。那篇的语言与《昆虫备忘录》一篇在风格上是一致的，区别于汪曾祺其他主题篇目，我想这定非偶然。

汪曾祺曾表示“‘我希望更多地看到这样的小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可见，这种言语要求与态度影响了他的作品风貌。

再来看这一组句子：

“膜翅，顺顺溜溜；收拢硬翅，严丝合缝。”

“瓢虫，朱红的、瓷漆似的硬翅，上有小圆点，叫做‘星’。”

汪曾祺在力求保持语言的“简洁、明快”上，除了大量使用短句，还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句式。这两个句子里，完整的句子结构是被打破的：“膜翅”、“瓢虫”是名词，却独立成为一个分句；“顺顺溜溜”、“朱红的”是形容词，独立为分句；“收拢硬翅”、“严丝合缝”、“瓷器式的硬翅”……都有不同程度的句子成分缺失。这是属于西方意识流的，也可以说是意象主义。汪曾祺在《钓人的孩子》中也作过这样的尝试——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用单一的语言要素（词语）构成句子，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向群合成统一元素。各分句之间衔接紧密，节奏紧凑明快。

三、语言的口语化

《昆虫备忘录》的语言口语化特点，用汪曾祺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一点口语的神情”。用“神情”一词来形容作品的语言风格，让作品由一种文学形式的抽象“概念”走向了具体的活泼。口语化的文章读来亲切自适，读者与作者之间如同晤面，这是属于接受美学的范畴的。而且语言的口语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文章增添几分幽默感。汪曾祺在《西窗雨》一文中指出：“（文章）要有点幽默感。完全没有幽默感的文章是很烦人的。”

我们来看课文中这类语言——

“我曾经想过：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还是不要！那成什么样子！”省略号是此处的关键，它寓意话还没说完，作者就先行把自己的念头截断了，马上跳到“还是不要！那成什么样子！”这不是口语式的自我调侃与幽默是什么？

“我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注意“我说”这两个字，去掉会影响句子的意思吗？丝毫不会。删掉“我说”二字后的句子时这样的：“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虽然此句话还是作者俏皮式的抒情，但口语色彩没有了，显得正正板板的，毫无生动灵气。加上“我说”，作者仿佛真的是心如赤子般在与瓢虫友好地“商量”，作者通过文章营造出的幽默之气扑面而来。

“这种蚂蚱，抓住它，它就吐出一泡褐色的口水，顶讨厌。”这句中的“一泡”、“顶”也是颇值得玩味的。契诃夫说，每个句子都只有唯一的一种说话。也就是说，每个句子都只有唯一一种说法是最为准确的。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正是“准确”。换句话说，就是一句话里的一个词、一个字是完全熨帖的，像一棵树，一枝动，万枝摇。

如果将此句中的量词“一泡”换成“一口”，“顶讨厌”换成“真讨厌”、“特别讨厌”，语言的艺术魅力将大打折扣。鲁迅先生在《高老夫子》中也有这样的好句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一个“酱”字就是这个句子唯一的最准确的说法了。换作另外任何一个字，如“黏在一起”、“混在一起”都不足以贴合《高老夫子》整部作品的“文气”。

汪曾祺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作者凭借语言的“朴素、简洁与明快”、“一点口语的神情”成就了《昆虫备忘录》这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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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栀子花开阅读 12,892评论 1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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